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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三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正式開庭，由華夏、美麗國、英吉利、蘇聯等十一國的法務人員組成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始對日本的二十八名甲級戰犯進行審判。
這場擊潰日本侵略者最後的戰場，在日本的東京正式拉開了大幕，光華夏代表團對日軍戰犯的起訴書，就長達四十二頁。
人數上本來就是劣勢的華夏政府代表團，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日後的審訊中，還一直面臨“客場作戰”這一艱難的境況，因為日本政府的軍國主義宣傳，讓日本民眾對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東條英機等人感到非常困惑，在日本民眾看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審判的這些人都是日本之前宣傳的英雄，現在怎麼居然成了戰犯。
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這場東京審判中，最終判決了二十五名戰犯，但是有三名戰犯卻因為各種原因沒有能夠定罪量刑，分別是日本政府的前外交大臣松岡洋右和前日本政府海軍大將永野修，這兩人是因為生病死了，另外一個就是日本的極端民族主義者、極右翼學者大川周明，他則是由於“裝瘋”而逃脫了審判。
在這二十五名戰犯中，由華夏政府代表團要求判決的有七人，分別是東條英機、松井石根、土肥原賢二、板垣徵四郎、武藤章、木村兵太郎和廣田弘毅。
其中，原日本陸軍大將松井石根和原日軍華夏派遣軍第一軍總司令土肥原賢二就由華夏代表團負責審訊，但一手策劃了華夏東北地區“九一八事變”的日本原陸軍大將板垣徵四郎，一開始卻是由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交與菲律賓代表團方面進行審訊，後來經過華夏政府代表團團隊的再三堅持，日本原陸軍大將板垣徵四郎的審訊權最終由菲律賓代表團交予給了華夏政府代表團的手上。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東京的審判從開庭起就是一場煎熬，這場煎熬隨著華夏代表團指控的日軍戰犯出庭受審而達到了最艱難的程度。
一手製造了日軍金陵大屠殺的松井石根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極力否認了自己所犯下的罪行，並對放縱日軍屠戮三十萬華夏軍民的慘劇不以為意，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陳述中，松井石根狡辯說，這就像一個家庭內，當哥哥的，實在無法忍受弟弟的亂暴，而打了他，這是因為哥哥太愛弟弟了，而促使弟弟能夠反省的手段。
面對松井石根的否認，華夏政府代表團之前在華夏國內苦尋的證據，此時起到了關鍵作用。
華夏政府代表團做為檢方的證人有十一名，其中八名直接來自華夏，如金陵大屠殺的受害人代表，倖存者尚德義、伍長德、陳福寶、梁庭芳等，另外，還有三名美麗國籍證人威爾遜醫生、貝茨教授和馬吉牧師，他們三人則提供了日軍屠戮金陵城時攝製的紀錄片和他們當時在場的證詞。
華夏代表團提供的證人的回憶和外方證人的證詞、紀錄片，共同還原了日軍在華夏金陵城中燒殺擄掠的真實場面。
同時，華夏代表團手中還有一份“一招必殺”的證據，那就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日這一天，日軍的一份進攻金陵的命令文書，其中松井石根的簽名赫然在列。
面對華夏代表團提供的如山鐵證，松井石根最後也是無從抵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實地調查取證核實後，判處松井石根絞刑。
而一手策劃了華夏東北地區“九一八”事變，扶植偽“滿洲國”政權，橫行華夏東北、華北十幾年的板垣徵四郎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也是完全的否認自己的罪行。
板垣徵四郎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提出了長達四十八頁的書面證詞，主要就是想說明兩點，第一，偽“滿洲國”是根據所謂的“民意”而成立的，第二，華夏的七七事變後，他本人始終主張從華夏撤軍並和華夏政府言和。
更棘手的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訊板垣徵四郎的時候，為板垣徵四郎出庭辯護的律師和證人居然多達十五人。
面對板垣徵四郎的不認罪陳述，華夏代表團檢察官顧問倪徵燠也是怒火中燒，但做為檢察官的倪徵燠非常明白，此時自己把憤怒發洩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是完全無濟於事的，自己只有用證據和審訊的手段來擊潰板垣徵四郎的心理防線，這樣才能迫使板垣徵四郎認罪並採信於遠東國際軍事法庭。
這時候，華夏政府代表團的組員們在日本本土的機密檔案中找到的書面證據，便發揮了決定性作用。
那些由華夏政府代表團的團員們從日本內閣和陸軍省檔案庫中整理出來的御前會議檔案、內閣會議檔案、日本關東軍與陸軍省的來往密電，以及日本關東軍的動員令等，此時都成了指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