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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在薊州戰敗，退回北京後，並未留守北京，而是迅速西撤。
這一是因為大順軍佔據北京後，所作所為並不得人心，固守怕會成為甕中之鱉。
二是因為大順軍的流寇習性，打不過就跑，這是他們的習慣。
三是，李自成心中，並沒有對天下的責任感，並沒有意識到胡虜入關，竊據中原，對天下的危害。
有這三點理由，李自成心中便可以沒有一點自責的向西逃竄。
在李自成撤走之後，清軍在薊州與吳三桂合兵，經過極為短暫的商議，吳三桂被封為燕王，滿漢大軍近二十萬，遂即向北京進軍。
這裡又出現了一個變化，原來吳三桂只是個平西王，但這次卻被封為一字王，地位還超過做狗多年的三順王。
有這種變化，主要是因為沒有發生一片石之戰，吳三桂並未與李自成殺得兩敗俱傷，反而是多爾袞同李自成幹了一場，讓清兵有所死傷。
另外，吳三桂的關寧軍，同三順王不同，三順王的人馬已經被八旗制度消化，喪失了獨立性，而吳三桂的關寧軍，卻保留著獨立性，同清軍之間，若即若離。
正是因為有這些變化存在，使得多爾袞不得不下大本錢，來招攬吳三桂。
這也是清廷慣用的一種手段，先用高官厚祿，將人吸引過來，等到大局以定之後，再翻臉不認人，隨便找藉口殺掉，可以說相當的狡猾。
招降鄭芝龍是如此，招降孫可望也是如此。
鄭芝龍不用多說，被清廷的謊言騙得丟了幾十年的積累不說，還連累隆武皇帝，自己也被清廷弄死。
孫可望降清被封為義王，清廷派和碩簡親王濟度、和碩安親王嶽樂帶領大批高官顯爵出城迎接，場面相當隆重，順治親自在太和殿接見孫可望，十天之內，賜宴就達三次，賜銀兩次共一萬二千兩，另外賜給府第、解袍、朝衣、緞匹等，孫可望成了清廷紅極一時的人物，可等孫可望將西南軍情虛實出賣之後，西南抗清武裝逐漸失利，孫可望便也兔死狗烹，別說什麼義王，最後怎麼死的都不清楚。
清廷這兩副面孔，許多人都只看見偽善的一面，不曉得他們是個沒信譽的流氓強盜政權，明末清初，不知道有多少人被騙。
這次吳三桂獲得的爵位，比原來要大得多，主要則是因為他有五萬雄兵在手，幾乎佔了清軍兵力的四分之一。
如果能得到關寧軍相助，坐了天下，一字王算個什麼呢？
為了將吳三桂綁在滿清的戰車上，多爾滾動了點小聰明，給了一個燕王。
清軍與關寧軍，在薊州簡短的磨合之後，便開始散佈謠言，聲稱是吳三桂借兵為崇禎報酬，欺騙北直士紳百姓，降低北直的反清意願。
清軍前幾次入關，對百姓屠殺，早與北直計程車紳百姓結下血海深仇。
如果清軍直接打起爭天下的旗號，必然會引起激烈的反抗和官紳的不合作，這樣清軍便很難站穩腳跟。
打著為崇禎復仇，幫明朝平定流賊的旗號，那情況就不一樣，士紳百姓的心情就複雜了。
北京城內的官紳大多被李自成折磨不輕，對他們而言，清軍固然可恨，但是李自成拿他們下獄，搶他們銀子，顯然更讓人生氣。
他們聽到吳三桂借兵平賊的訊息，不禁紛紛大喜，自發前往城外迎接，卻不想來的卻是滿清攝政王多爾滾，並且以征服者的姿態，進入北京。
一部分人感覺情況不太對勁，悄悄溜走，而另一部分人，則將錯就錯，把多爾滾迎進武英殿，拜倒在多爾滾的腳下。
滿族畢竟是小族，以小臨大，心中十分惶恐。
多爾滾進入北京之後，起初還是比較謹慎，十分老實，凡事都聽洪承疇和范文程的意見。
為了獲得漢族官紳的投靠，他也不敢聲張來奪天下，而是標榜為明帝復仇，並假惺惺的下令，讓北京紳民，為崇禎皇帝服喪三日。
同時，下令不追究投順官員，亦不分黨派之別，官員一律原職錄用。
順治初年，清吏部曾報道，有官員周伯達，在明朝時只任職陝西關西道，在大順政權中，卻擔任甘肅節度使，還有官員劉達原，在明朝只是臨汾知縣，大順朝卻任巡按，究竟是按著明朝的官位錄用，還是按大順的官位錄用？
多爾滾下令，一律按照所授最高官位錄用。
不得不承認，同南明朝廷將大批北方官員據之門外相比，多爾袞和清廷下了一步妙棋，為清廷招攬了大批的人才。
清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