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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文學的青春證明
白 燁
出生於20世紀80年代的被習稱為“80後”的青年作者或青春文學寫手，出道已有一些年頭，人們對他們早已不陌生；他們之中湧現出來的作者絡繹不絕，成群結隊，有的已成為少男少女們追逐的偶像；而出自他們之手的作品也是摩肩接踵、五花八門，有的已成為圖書市場的寵兒。但即使熱鬧如此，我還是相當看重這套文學書系的推出，並願意為之搖唇鼓舌。我的這種態度與看法，自有我的因由和道理。
“80後”作為一個寫作群體，是在這個世紀之初逐漸顯露頭腳的，但他們最先是浮現於圖書市場，流行於學生群落，而不是顯現於主流文壇，流傳於文學領域。他們的作品的聯袂出現，為文學圖書的發行與銷售新添了一個很大的門類，那就是包含了校園文學、流行文學和一些網路文學在內的“青春文學”。
我一向認為，“80後”寫作的興起及青春文學的興盛，除去“新概念”作文大賽的持續催生和市場運作的強力推動兩個外在因素，其內在的動因是反映了學生的生活，表現了學生的情緒，滿足了學生的需要，總體來說是學生作者的寫作內在而普遍適應了學生讀者的閱讀的結果，這其實是對主流文壇長期以來所嚴重忽略的一個缺項甚至是盲點的適時彌補。但就文學意味和文學品質而言，還有顯而易見的不足與差距。這既主要表現在他們的一些寫作過於囿於自我的經驗，作品容量狹小和顯得輕飄上，又表現在多數作者的藝術想象普遍有限和文字表達尚嫌淺切上。而從作者身份的不確定性、寫作的隨機性與兼顧性來看，眾多的“80後”作者本身也都帶有“文學票友”的一些特徵。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我在《“80後”的現狀與未來》（原載《長城》2006年第四期，後又貼在我的“新浪部落格”上）的文章中，在整體肯定和宏觀推介“80後”作者與作品的總前提下，就其寫作的主體傾向，提出了“走上了市場，沒有走上文壇”的看法。這一說法雖然在後來引發了所謂的“韓白論爭”，但即使在現在看來，我仍然不覺得這個說法有什麼不妥。
我從2003年間開始介入對於“80後”寫作的評論之後，一直沒有中斷過與“80後”作者的接觸和對他們的作品的閱讀，但說實話，也一直存在著一種難以言說的複雜感受與兩難心緒：我一方面為他們中不少才俊的特異才情所吸引和打動，一方面又為他們常常把“市場”誤當“文壇”而焦急；我一方面要發現他們那些鮮為人知的特點之所在，一方面又要指出他們尚不自覺的一些缺陷之所在。這種矛盾而複雜的情緒與心結，直到去年過後才不斷有所緩解，因為我看到了這個群體隨之而來的分化與變化，以及由此顯現出來的可喜的進步，所隱含的文學的希望。
首先是“80後”群體中的一些早已成名的作家，如張悅然、蔣峰、郭敬明等，都在新近的作品中表現出了與前不同的顯著變異，如張悅然的《誓鳥》，以一個明代女子尋找記憶的歷史故事，既表現出了現實與浪漫相混合的特異氣息，更顯現出由女性個體書寫過往歷史的不凡才力。蔣峰在《淡藍時光》中，以一個流浪青年看似偶然的情感際遇，寫出了情愛與成長的重要關聯，以及青春與人生的諸般況味。而郭敬明的《悲傷逆流成河》，一改過去以輕鬆方式表現嬉鬧人生的老路，寫學生生活和青春成長的悲苦與艱難，濃重的悲劇氣息使作品平添了許多沉重的意味。這些變化之所以讓人格外欣喜，是因為他們經由自己的努力探求有效地改變著自己已有的寫作風格，而其鋒芒所向，又是在向著“純文學”寫作大步進取。
其次是在“80後”群體中，近年來又不斷地湧現出一些頗有才力和潛力的文學新人，他們的起點高，路子正，一出道就義無反顧地直奔“文學”的主題。如寫出《大地之燈》的七堇年，寫出《誰是誰的愛情》的王嘉，寫出《雙生水莽》的田原，寫出《紫茗紅菱》的鮑爾金娜，寫出《春發生》的楊則緯，以及因中短篇小說在當下文壇開始引起人們關注的馬小淘、暢、王瑩、祁又一等。這種不急功近利而更重文尚藝的寫作追求，使得他們得以繞開了“市場”的羈絆而與“文學”有了直接的對接，這同時又使“80後”群體中靠近文學性寫作的可喜傾向進而更加凸顯。
正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這樣的一個意義上，我看重這套可能會後來居上的青春文學典藏書系。
從我對這套文學書系的編輯出版者和首批作者的已有了解來看，這套作品叢書的編者與出版者——中國少年兒童新聞出版總社，一直以關注和適應文學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