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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最好的歲月。你可以整晚放搖滾樂，但當音樂聲漸止，啤酒瓶見底後，你還能思考，勾畫你心中的宏偉藍圖。而最終，難纏的巡警讓你認識到自己的斤兩；可如果你一開始便胸無大志，那當他處理完你後，你也許除了自己的褲腳之外就什麼都不剩了。“又抓住一個！”他高聲叫道，手裡拿著記錄本大步流星地走過來。所以，有一點傲氣（甚至是傲氣沖天）並不是件壞事——儘管你的母親肯定教你要謙虛謹慎。我的母親就一直這麼教導我。她總說，斯蒂芬，驕者必敗……結果，我發現當人到了三十八歲左右時，無論如何，最終總是會摔跟頭，或者被人推到水溝裡。十九歲時，人們能在酒吧裡故意逼你掏出身份證，叫喊著讓你滾出去，讓你可憐巴巴地回到大街上，但是當你坐下畫畫、寫詩或是講故事時，他們可沒法排擠你。哦，上帝，如果正在讀這些文字的你正值年少，可別讓那些年長者或自以為是的有識之士告訴你該怎麼做。當然，你可能從來沒去過巴黎；你也從來沒在潘普洛納奔牛節上和公牛一起狂奔。不錯，你只是個毛頭小夥，三年前腋下才開始長毛——但這又怎樣？如果你不一開始就準備拼命長來撐壞你的褲子，難道是想留著等你長大後再怎麼設法填滿褲子嗎？我的態度一貫是，不管別人怎麼說你，年輕時就要有大動作，別怕撐破了褲子；坐下，抽根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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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小說家可以分成兩種，其中就包括像一九七〇年初出茅廬的我那樣的新手。那些天生就更在乎維護寫作的文學性或是“嚴肅性”的作家總會仔細地掂量每一個可能的寫作題材，而且總免不了問這個問題：寫這一類的故事對我有什麼意義？而那些命運與通俗小說緊密相連的作家更傾向於提出另一個迥異的問題：
寫這一類的故事會對其他人有什麼意義？“嚴肅”小說家在為自我尋找答案和鑰匙；然而，“通俗”小說家尋找的卻是讀者。這些作家分屬兩種型別，但卻同樣自私。我見識過太多的作家，因此可以摘下自己的手錶為我的斷言做擔保。
總之，我相信即使是在十九歲時，我就已經意識到佛羅多和他奮力擺脫那個偉大的指環的故事屬於第二類。這個故事基本上能算是以古代斯堪的納維亞的神話為背景的一群本質上具有英國特徵的朝聖者的冒險故事。我喜歡探險這個主題——事實上，我深愛這一主題——但我對托爾金筆下這些壯實的農民式的人物不感興趣（這並不是說我不喜歡他們，相反我確實喜歡這些人物），對那種樹木成蔭的斯堪的納維亞場景也沒有興趣。如果我試圖朝這個方向創作的話，肯定會把一切都搞砸。
所以我一直在等待。一九七〇年時我二十二歲，鬍子中出現了第一縷灰白（我猜這可能與我一天抽兩包半香菸有關），但即便人到了二十二歲，還是有資本再等一等的。二十二歲的時候，時間還在自己的手裡，儘管那時難纏的巡警已經開始向街坊四處打探了。
有一天，在一個幾乎空無一人的電影院裡（如果你真好奇的話，我可以告訴你是在緬因州班哥爾市的百玖電影院裡），我看了場瑟吉歐·萊昂內執導的《獨行俠勇破地獄門》。在電影尚未過半時，我就意識到我想寫部小說，要包含托爾金小說中探險和奇幻的色彩，但卻要以萊昂內創造的氣勢恢弘得幾乎荒唐的西部為背景。如果你只在電視螢幕上看過這部怪誕的西部片，你不會明白我的感受——也許這對你有些得罪，但的確是事實。經過潘那維申『注：一種製作寬銀幕電影的工藝，商標名。——譯者注。如無特別說明，後文中的註解一律為譯者注。』鏡頭的精確投射，寬銀幕上的《獨行俠勇破地獄門》簡直就是一部能和《賓虛》相媲美的史詩鉅作。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看上去足有十八英尺高，雙頰上挺著的每根硬如鋼絲的胡茬都有如小紅杉一般。李·範·克里夫嘴角兩邊的紋路足有峽谷那麼深，在底部就變得有些窄小（見《巫師與玻璃球》）。而望不到邊的沙漠看上去至少延伸到海王星的軌道邊了。片中人物用的槍的槍管直徑都如同荷蘭隧道般大小。
除了這種場景設定之外，我所想要獲得的是這種尺寸所帶來的史詩般的世界末日的感覺。萊昂內對美國地理一竅不通（正如片中的一個角色所說，芝加哥位於亞利桑那州的鳳凰城邊上），但正由於這一點，影片得以形成這種恢弘的錯位感。我的熱情——一種只有年輕人才能迸發出的激情——驅使我想寫一部長篇，不僅僅是長篇，而且是歷史上最長的通俗小說。我並未如願以償，但覺得寫出的故事也足夠體面；《黑暗塔》，從第一卷到第七卷講述的是一個故事，而前四卷的平裝本就已經超過了兩千頁。後三卷的手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