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鹹菜乾或是辣椒醬。就是這傢伙讓一個曾經對我死心塌地的湖南女孩舍我而追隨他，關於那段往事的一些文字收錄在我的另一本寫大學生活的書中。
我和徐鵬之所以去李強的小屋，是因為他有一套效果還不錯的組合式音響，而我們三個那時都比較迷戀羅大佑那抒情而沙啞的嗓音。李強只有一套西裝、一根領帶，這是他出外跑業務時必然的披掛。李強不止一次向我們闡述他的理想：有錢後立即買一輛汽車，二手、三手、七手、八手都行，只要它能跑得動。他對擠公交深惡痛絕，“一個個擠得像罐頭似的，而且是變了味的臭罐頭！”
北京的公交車的確又擠又臭，在上下班高峰時，你會看到一個個塞滿了人的鐵箱子在馬路上喘息。擁擠在公交車裡的人們緊張、煩躁，心情變得無以復加地糟糕。車門一開，下車的人和上車的人就會發生強烈地摩擦和對撞。小偷們這時渾水摸魚，收成總是不錯。像李強先生那樣西裝革履的白領人士在北京的公交車裡並不少見；畢竟那些出入高檔寫字樓、揮手打的不發愁的主在偌大一個北京終是少數分子。我有一次等315時等了半個多小時車才進站，一群人呼的一擁而上堵住了前後兩個車門；下車的人艱難地落了地，上車的人一個個英勇無比地往車裡竄。一個兩鬢班白的老婦人拎著菜籃子兀自站在車門旁邊，用一口京味兒很濃的聲音哼哼，“擠吧，擠吧，擠死了拉倒！”
還有一次晚上十點多我坐車回住處，那是一輛無人售票車，車裡只坐著五六個人。車到北太平莊時上來一位四十多歲的男子，那名男子上車後站在投幣箱旁邊摸摸索索地從衣服口袋裡尋找零錢，找了半天他卻央求司機道，“師傅，不好意思，我這兒沒零錢，您給換一下！”司機扭頭看了一眼那名男子手中的鈔票，“五十兒的呀，這叫我怎麼給你找？！”司機的語氣透著一股很不耐煩的勁兒，那男子頓時氣憤道，“不就是五十塊錢嗎？！操！”隨即“啪”的一聲，那張鈔票被扔進了投幣箱，男子的手把投幣箱拍得一聲悶響。
男子投幣後徑直走到車廂的最後一排座位坐下，彷彿刻意要與司機保持一段距離。司機開了一會兒車自言自語道，“真是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我又沒說不給你找零錢，你急什麼急？！”司機的自言自語聲音太大，被坐在後排的那名男子聽到了，他義憤填膺地喊道，“你這是什麼服務態度？！你的崗位編號是多少？”司機這時哼了一聲，冷言道，“我的編號是多少？你又是哪個單位的？”“我是國家電力公司的，”男子追問道，“你告訴我你的編號是多少？”“就你？國家電力公司的？”司機又哼了一聲，然後冷冷道，“我的編號1234567，你拿筆記下吧。”男子沒想到司機會是這樣一個答覆，他站立起來，一時語塞。奇怪的是，包括我在內的其他幾位乘客耳聞目睹剛才發生的一切，居然沒有一個發笑的。車剛到站，那名男子便捶開後面的車門跳了下去；這時車上的一名乘客道，“國家電力公司到了！”
諸位，這種“發散性”寫作讓你們看起來難免有東扯西拉之感。你可以放棄閱讀這些文字，但我要說的是，生活本身就是一些東扯西拉又相互關聯的片段。李強帶回了一個名叫馬瑩的河北女孩，他們是在公交車裡認識的。那兩年北京的公交車裡鮮有手機鈴聲響起，而不時騷撓眾人的，大多是機們甚為相近的鳴叫。李強當時和馬瑩站得或者說擠得很近，馬瑩的幾分姿色令李強很想同她搭訕幾句，但他又不知如何開口。不巧一部BP機在她身上或他身上叫響了，李強便趕緊道，“是你的！”馬瑩從皮包裡掏出BP機時發現並沒人呼她；李強從腰間卸下BP機時才發現是自己的這部在叫喚。這就是他倆的相識。
馬瑩常到李強的小屋來玩，有時候我們四個人也湊在一起打牌。馬瑩說她是做導遊的，從她口中我們知道了一些旅遊業的所謂內幕。李強對馬瑩的稱呼很快就改為“瑩瑩”。有一次打牌時馬瑩說她想從公司宿舍搬出來，讓我們幾個幫著找找房子。我和徐鵬建議她搬過來和李強住在一起，李強竊喜得把手裡的撲克牌捏成了紙卷兒。
因為李強週六日經常要出門跑業務，馬瑩便到我和徐鵬住的小屋來玩。她好像很喜歡和我們聊天，邊聊著邊笑個不停。她說，“你們是文明人，跟我那些男同事不一樣。”我們問她有什麼怒一樣，她說，“他們老是想佔我的便宜！”偶爾她給我們講笑話，大都是帶“色”的那種。
徐鵬有一次講了個笑話，“某君家貧，其母用米袋為其縫製內衣*；此君新婚之夜洞房時，新娘發現夫君的*上赫然印著‘淨重50公斤’的字樣，當即暈厥。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