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紮了，正在推著走。他們走在別的街上，走在別的城市裡，走在山路上，走在曠野中。他們心裡也許在想，要有汽車就好了。他們中一定沒有官員、大款，也沒有什麼著名學者、教授，他們是普通市民、農民、知識分子，是普通勞動者，我正在和他們一起，一步步感覺著大地，走回我自己的家。孔慶東這廝還有一個修車的朋友，離他家也有幾十裡，去修一次車從時間和經濟上說都是“不值”的，但那個老頭之所以是他的朋友並不是因為會修車，而是他們有共同語言、共同經歷和共同的歡樂。孔慶東這廝沒什麼大學問，但是他清楚地知道中國社會每個階層的人過著什麼樣的日子，這種“知道”不是來自民政部門的數字，社會學家的統計，新聞記者的報道，文學作品的描述，而是來自他和各個階層的人的實際接觸，來自和他們同吃同住同勞動的血肉記憶。當一位學者把現在的社會誇讚得一片鶯歌燕舞，家家是白領、戶戶點鈔票時，孔慶東冷冷說道：“你大概很久沒有騎腳踏車也沒有坐公共汽車了吧？”孔慶東這廝清醒地知道自己已經跟真正的勞動人民越來越不一樣了，“勞動人民”也許還要嘲笑他這個騎著破車的假裝高尚的北大窮教頭。他只有靠堅持騎車和有時坐坐公共汽車這類的方式來保持對大地的真實感覺。這些也許都沒用，都是矯情作態，人一旦墮落成“知識分子”，就像墮落成了吸毒者，終生也難以恢復純潔和氣節了。所以孔慶東這廝頗不自信，總是對人含糊地解釋說：“這已經是我惟一的鍛鍊方式了。”他不這麼說，還能怎麼說呢？ 孔慶東他老婆特別討厭他那輛破車，經常挑釁地說：“咱什麼時候買奧迪呀？買捷達也行。就是快把你那輛‘寶馬’扔了吧！”孔慶東這廝是抬槓專家，慢條斯理地說：“就是買了個車隊，這‘寶馬’也得留著。”於是這一天上班的路上，他就唱：“留著，卻不知為什麼；留著，只為了嘲笑我！把一切都看淡，在心碎以後……” （此文發表於《中華散文》，領到稿費之日，腳踏車就丟了。）  
老劉家
文化研究可以從一萬種途徑入手。我一直想從家庭史的角度來考察當代文化的演變，我覺得這比那些虛構的“家族小說”更能體現我們民族的本真狀態。因此我打算從我所熟悉的家庭中選擇一部分來進行一種“本真描述”，當然，這種描述是以不觸犯真人的名譽權和隱私權為前提的。下面要講的老劉家，就算是其中的一例。 老劉家是我童年和少年時代的老鄰居。我們單元每層住6戶，我家是樓裡的1號，住一樓，老劉家是10號，住二樓。我們樓一共3層，因此，老劉家的位置基本上相當於中南海，是全樓的中心。 老劉家的第一個特點是，全家5口人，沒有一個身高超過1米6的。他們家按身高可以分為三個梯隊。老劉頭和他的二兒子劉波將近1米6，屬於家裡的“堂堂七尺男兒”，或者叫“上層建築”。老劉婆子和女兒樹枝大概有1米5，屬於承上啟下的“中流砥柱”。大兒子劉傑則只有1米4，屬於“天塌下來自有高個子頂著”的一代怪傑。哈爾濱人管“矮”叫“矬”，特別矮的人被叫做“小矬把子”。所以老劉家的人如果跟鄰居吵架，最經常聽到的詬罵就是“一窩小矬把子”，再難聽點就是“一窩耗子”，更難聽的則聯絡到生育問題，說是半夜讓耗子給睡了，才生出這麼一窩雜種。中國的老百姓罵人時，最能體現中華民族的聰明才智，罵得既樸實，又生動。但以挖苦對方的身體特點作為罵人的殺手鐧，則常常把小矛盾激化為大沖突。知識分子據說是比普通百姓文明，吵架時一般不攻擊對方的生理缺陷，但知識分子經常愛說對方是“拿盧布的”，“有海外關係的”，“投靠政府的”，“鬧過###的”，我看這比老百姓的攻擊生理缺陷還要卑鄙下流。因為老百姓那樣罵，不過是自己解恨，對方蒙羞；而知識分子這樣說，則等於變相告密和誣陷，有可能使對方坐牢甚至殺頭。魯迅和周作人都表示過，老百姓的粗俗是健康的粗俗，知識分子的秀雅是病態的秀雅。老百姓經常罵到大打出手的地步，但幾天之後，又好像忘記得乾乾淨淨，離老遠招呼對方說：“我家包餃子啦，去端一盤子吧。”而知識分子受了一點雞毛蒜皮的嘲諷，表面上大度地一笑，說沒什麼，實際上懷恨終生，一旦得到機會，便整得對方家破人亡。老劉家經常因為個子矮而遭受辱罵，但他們似乎沒把這當成一回事，出來進去，照樣頂天立地，看不出一點知識分子所說的什麼“自卑感”。那意思彷彿是說，我們既然矬，那你們就罵我們矬，這是天經地義的，我們罵你們時，也自能找到你們的缺點。老劉家有時遇到以“小矬把子”為主題的辱罵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