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號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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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應該包括通俗文學。也就是說，在中國現代化的程序中，各種文學都發揮了不同的作用，它們是一個整體，而不是簡單的先進戰勝落後的關係。1998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再版了錢理群、吳福輝、溫儒敏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這本書在每個10年都專門設立了通俗文學一章。這表明了一個極大的變化。曠新年先生批評這個框架有不妥之處，但這已經是一個趨勢。2000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的新版現代文學史，也專章講授了通俗文學。 所以，目前關於“現代文學”這個概念，出現了許多課題。一是在中國20世紀產生了各種文學，如何對待。以某一種價值觀念進行取捨後，對不符合自己的標準的文學乾脆不講，恐怕是不妥的。比如有的當代文學教師不講文革文學，有的連十七年也不講。“空白處理”恐怕不是歷史研究的最佳方式。但是，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不同文學的價值區分。張恨水與魯迅就是不好隨便比較的。要把這些問題研究清楚，我們就要回到文學史中去，仔細考察當時的文學生產、流通和接受的狀況，包括考察出版、報刊、文學教育和各種亞文學的狀況。這樣我們或許會盡快找到妥善處理“現代文學”這個概念的方法。 （發表於韓國漢學國際研討會）&nbsp&nbsp&nbsp&nbsp

無題談詩

沒有題目的文章實在不好做，就像沒有專案的奧運會一樣。倘若撒開韁繩漫無邊際地扯上一通，難免被裁判為態度不嚴肅的牆頭蘆葦；倘若揣著裁判員的心思絞盡腦汁地大顯其觀詩慧眼，則又有企圖凌越新詩專家的嫌疑。唐朝的科舉我總有點看不慣，如果不是恩師看中了那句“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話，憑白居易的本事，還真說不定弄它個“八十老童生”呢。冒犯，冒犯。 由此便想到，為什麼胡適在答覆絮如的信中，對他所瞭解的卞之琳的《第一盞燈》進行辯冤，而他不熟悉的何其芳的《扇上的煙雲》卻表示“哀憐”呢？ 自從讀了“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之後，胡適的形象在我心中便永遠也膨脹不起來了。據說他把名字改為“適”，來源於《天演論》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如果說在個人生活上他還可算個“適者”，那麼在文學見解上，他就越來越遠離“優勝”而走向“劣敗”了。從1937年《獨立評論》上那場關於新詩“看不懂”的爭論，我覺得胡適在美學觀念上已經到了江淹的更年期。念念不忘把自己擺在新文學“第一盞燈”的地位，結果卻大有化作“扇上的煙雲”之虞也。 無疑，胡適是個功臣。《嘗試集》勇敢地扯下裹了千百年的腳帶，在金蓮玉筍的辱罵和轟笑聲中，跌跌撞撞地印下一串解放的足跡。於是，便在一片天足的雜沓紛紜中，新詩走出了它的第一個十年。 但是，這種原始的新詩如果一成不變地保留其生活方式，那夭折就不遠了。早期原始社會人的壽命都不過十幾歲而已。需要出英雄，於是，新文學史又亮起了第二個“第一盞燈”，即以漢語為外語的李金髮。 李金髮以走私法國的象徵主義而青史留名。我在《春風不度玉門關——象徵主義在中國的命運鳥瞰》一文中某些有關的話，不妨剽竊於此： 法國象徵主義如同一股世紀初的春風，飛越千山萬水，吹到中國這座剛剛解凍的花園，為放足不久的詩壇帶來異域的芳香，帶來新奇美的藝術追求，使中國產生了一批幼稚而又早熟的“七歲的詩人”（蘭波詩題）。然而，中國的血型似乎永遠是“AB”，可以容納一切，但一切最終要變成“AB”。僅僅十餘載，象徵主義就曇花一現，枯萎於現實主義灼流滾滾的夏天。進步的藝術流派何以夭折呢？ 首先，中國詩壇乃至全民族的審美胃口實在太弱了，承受不了如此之大補。連胡適、艾青這樣的大家都搖頭側目，只好慢慢地來了，此發展規律之必然。 其次，作品實在幼稚，佳作極少。試作定量分析，可知模仿遠遠大於創造，長期競爭不過浪漫派和現實派，與法國祖師相比也有辱門風。只是到了上世紀30年代中期，才勉強佔領了幾年制高點，不過，那已是中國化的象徵主義了。 追求主體原因，則可看出詩人缺乏對詩歌發展規律的高層次把握，對古典詩歌修養不夠，語言學知識欠缺，理論與創作分家等等。 終於，我們只好嘆息一聲“春風不度玉門關”了。《中國初期象徵派詩歌研究》一書中似乎也隱隱包含了這種情調。今天，把李金髮這盞燈拾起來，只能是“自將磨洗認前朝”了。由於上述那些原因如今都已基本解決，所以，二三十年代那些風得以順利地吹過來了，但可惜已不是春風了。 現代詩歌的研究，應該成為中國新詩如何發展的重要依據。亦步亦趨，終非久計；何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