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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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通例”的西洋財務制度——近現代財務制度，即“資產負債表”、“損益表”那一套東西。

事實上，這也並不是幌子，這確實是關卓凡把美國人塞進“國企股”的最重要目的之一。

不過，除此之外，他還有同樣重要的一個目的：在建立近現代財務制度的基礎上，請美國“客卿”替我“看家”，解決導致原時空洋務運動最終失敗的一系列痼疾：新式企業效率畸低、浪費、貪汙、內部人控制、公私不分、化公為私，等等。

同時，還要達成另外兩個目的：

一，在工業化的程序中，確保中央對國有企業的控權制，進而確保中央對整個近現代化程序的主導權，防止地方坐大。

二，防止在“階級”的意義上，出現“官僚資產”這個東東。

從頭說起吧。

中國實現工業化、完成近現代化，關卓凡並沒有把希望放在一個“新興資產階級”上面。

首先，從宋朝開始，中國那些叫人意淫的“資本主義萌芽”，實在是太過“萌芽”了，把這些“萌芽”培養成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資產階級”，實在事倍而功半，根本不曉得猴年馬月方能收功？

我又不能拔苗助長。

中國的周圍，群狼環伺；外面的世界，日新月異。

一句話：時不我待。

其次，未經過大規模的社會革命，新的資產階級，必定大部分脫胎於舊計程車紳階級——這個士紳階級，是關卓凡最不順眼、最不放心的一件東東。

士紳階級，自祖龍行郡縣制以來，起於兩漢，士族、庶族交替上場，到了宋朝，終成龐然巨物。之後一千年，這個階級成為中國實際上的真正統治者；而皇帝，說的好聽點兒，算是這個階級的“代言人”，說的不好聽，其實就是這個階級的一個“高階打工仔”。

士紳階級和國家、社會的關係，本質上是一種零和關係——這個階級的貪慾和胃口是沒有止境的，當他們的體量，膨脹到整個國家、整個社會再也無法容納的情況下，原有的政治、社會架構無以承受之重，終於轟然坍塌，於是便改朝換代了。

身為“代言人”和“高階打工仔”，皇帝對國家的統治，不能不依靠士紳階級；但同時，又不能不努力抑制士紳階級的胃口。當皇帝足夠強勢，能夠控制住士紳階級的胃口不過分膨脹，王朝便得以延續，說不定還會出來個什麼“盛世”、“中興”。

不過，皇帝的能力必然逐代遞減，同時，士紳階級的體量又必然逐代增加，此消彼長，終有一天，士紳階級的個頭，會擠爆整個國家、社會，同時，也把皇帝擠下寶座。

改朝換代的過程中，一部分士紳也會跟著倒黴，但作為整個階級而言，無所謂，換一個“代言人”和“高階打工仔”罷了。

關卓凡不打算繼續充當這個階級的“代言人”和“高階打工仔”了。

如果由得士紳階級自然演變為資產階級，那麼，這個“資產階級”，必然會是“官僚資產階級”。

中國的近現代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並同時一而再、再而三地證明了：這個“官僚資產階級”的本性，和其前世——士紳階級，根本無二：和國家、社會的關係，就是一種地地道道的零和關係。

對於財富，普通資產階級之著力點是“創造”，官僚資產階級的興趣卻僅僅是“佔有”——不論是哪個階級的財富，也不論採用什麼樣子的手段。

清末，社會新增長的財富，主要源於近代化、工業化的嘗試和努力，這部分財富，自然而然成為官僚資產階級最主要的侵奪物件。

這部分財富，名義上大多屬於國家。因此，某種意義上，清朝之亡，正是士紳階級和從中成長起來的官僚資產階級要更換“代言人”了——他們已經完成了對“國有資產”的侵佔，為了固化既得利益，必須幹掉這些財富的原合法持有人。

北洋政府，官僚資產階級進一步坐大；國民政府，官僚資產階級乾脆直接掌握政權。

我們都看見了這兩個政府的吃相，也看見了，他們是怎樣一前一後，被歷史和人民拋棄的。

官僚資產階級，真正是亡國滅黨的大殺器，是關卓凡必須嚴防死守的一樣東西。

上文已經說過了：要防止在“階級”的意義上，出現“官僚資產”這個東東。

關卓凡的如意算盤是，除了一部分“開明士紳”轉化為“資本家”外，士紳階級的大部分成員，在工業化、近現代化的過程中，其生存空間，被一股新興的強大力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