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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上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一、社會秩序空前安定
史書記載：
貞觀年間“官吏多自清謹。制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李世民歷史圖冊（8張）屏跡，無敢侵欺細人。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囹圄常空，馬牛布野，外戶不閉。又頻致豐稔，米一斗三四錢，行旅自京師至於嶺表，自山東至於滄海，皆不糧，取給於路。入山東村落，行客經過者，必厚加供待，或發時有贈遺。此皆古昔未有也”。
二、開放國境
由於東羅馬帝國（395—1453）的衰落，西方變得支離破碎。到了隋朝時中國已經幾乎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了，而唐帝國尤其是貞觀時期的唐朝更是當時世界唯一的文明最為強盛的大一統帝國，首都長安是世界性的大都會，各地民商來往不斷，就象今天的美國紐約一樣。那時的唐帝國是世界各國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陽光地帶”，各國的傑才俊士冒著生命危險也要往唐帝國跑。來自世界各國的外交使節紛紛讚歎唐朝的盛世，唐朝高度發展的文化，使來到唐朝的各國人，大多數以成為大唐人為榮。不僅首都長安，全國各地都有來自國外的“僑民”在當地定居。尤其是新興的商業城市，僅廣州一城的西洋僑民就有二十萬人以上。貞觀時期的唐王朝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完全開放的時代，比漢朝的僅限於貿易和傳教還要開放，以至於各國各地的普通老百姓都可以來到唐朝一睹唐帝國的的風采，唐朝政府還設立了流所（和現在的使館差不多），頗為開放邊境和關口。極盡吸收外來文化和物質文明。
唐帝國除了接受大批的外國移民外，還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國留學生來中國學習先進文化，僅日本的官派的公費留學生就有七批，每批都有幾百人。民間自費留學生則遠遠超過此數。這些日本留學生學成歸國後，在日本進行了第一次現代化運動――“大化改新”，也就是中國化運動，上至典章制度，下至服飾風俗，全部仿效當時的貞觀王朝，使處於原始部落狀態的日本民族平空躍進了一千年。
日本民族並不高明，它只是善於學習而已。這個步子比別人慢半拍的民族有一個最大的優點――落後但不固執。當外來文明入侵時，它總是虛懷若谷地主動接受比本民族先進的文化，用最快最便捷的方式接受人類文明的先進成果，使自己快速躍進到先進民族的行列。
一個民族落後並不可怕，固執才是最可怕的
三、政治清平
貞觀時期是我國曆史上政治基本廉潔的時期，這也許是李世民最值得稱道的政績。在李世民統治下的中
《唐太宗納諫圖》
國，皇帝率先垂範，官員一心為公，吏佐各安本份，濫用職權和貪汙瀆職的現象降到了歷史上的最低點。尤為可貴的是：李世民並沒有用殘酷的刑罰來警告貪汙者，而是以身作則並制定了一套儘可能科學的管理體制來預防貪汙。在一個精明自律的統治者面前，官吏貪汙的動機很小，貪官汙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防範貪汙主要取決於一套科學修明的管理體制，光靠事後的打擊只能取效於一時，不能從根本上剷除貪汙賴以滋生的社會土壤。
四、分權制度
中國封建體制的主要特徵是權力高度集中，地方服從中央，中央又唯皇帝馬首是瞻。這種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極大地限制了國民的創造性、主動性和靈活性，且極易釀成暴*。
中國封建社會的中央政府組織實行“三省六部制”，但貞觀王朝的三省職權劃分則初步體現了現代化政治特徵――分權原則。中書省釋出命令，門下省審查命令，尚書省執行命令。一個政令的形成，先由諸宰相在設於中書省的政事堂舉行會議，形成決議後報皇帝批准，再由中書省以皇帝名義釋出詔書。詔書釋出之前，必須送門下省審查，門下省認為不合適的，可以拒絕“副署”。詔書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頒佈。只有門下省“副署”後的詔書才成為國家正式法令，交由尚書省執行。這種政治運作方式很有點類似現代民主國家的“三權分立”制，西方在十七世紀興起的分權學說，李世民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成功運用於中國的政治體制，進一步說明了貞觀王朝的文明程度是何等之高。最為難能可貴的是，李世民規定自己的詔書也必須由門下省“副署”後才能生效，從而有效地防止了他在心血來潮和心情不好時作出有損他清譽的不慎重決定。中國歷史上出了八百五十三個帝王，只有李世民一人擁有如此傑出智慧和胸襟。
五、商業發達
中國封建王朝歷來的經濟特徵是“重農抑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