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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竟，這個時期的地圖，全部都是以山川為基準所做的地圖，縣域圖、城池圖，則都是先把城中央畫出來，而後再把轄區內的山川名勝、河流等地，按照相對應城中央的大致方位畫出來，最後再把附近的各個鄉村等地填補到相應的山腳、河流邊上，便形成了一副區域地圖。
這樣的地圖繪製，便是靠著繪製者帶著簡易的定向裝置，跟簡單的測距裝置，一步一步的走出來的，由於缺乏定位技術，又沒有經緯度一類的座標系統，所以畫出來的地圖，誤差會隨著地圖的增大而增大，而且區域與區域之間根本不成比例，導致人們只能跟著地圖行走，就像是被人領著前進一樣，如若不然，則就會迷失方向，不知道自己身在哪裡。
至於要是山地地區等複雜形式的地方，這類地圖更是一點兒用處沒有，所以這個時期，沙盤的擺弄在軍事上就顯得異常重要，它比那不靠譜的地圖更受軍中武將的歡迎。
而至於現在的水路地圖，隨著隋唐運河在這個時期的重要不斷增加，唐人繪製的水路地圖，便是繪圖者站在船頭，先是在這一端畫出洛陽，而後隨著船的行進，繪製者便把沿線所看見的城池、山川一一畫下來，等到達了杭州之後，便在繪製的地圖末端畫上杭州，那麼這一張水路圖就應運而生了。
這種地圖沒有一丁點兒的實際參考作用，完全就像是一個繪圖者遊玩了一圈後，把自己的所見所聞畫了出來。
沒有方向、比例可言，心情好了就把這個地方畫的好一些，心情不好呢，就把這個地方少畫幾筆，其所做的地圖更像是藝術性的繪畫，而非是專業性的地圖。
而在李弘十歲的時候，就曾經煽動過李淳風，當時給李淳風製造的天文望遠鏡，讓李淳風整個人瘋癲了一年的時間，天天就差吃住都賴在那望遠鏡跟前了。
而與此同時，弘文館的學子開始採用“計裡畫方”與晉代裴秀所做的“製圖六體”，開始給長安城重新繪製地圖，只是在當時少了真正的座標系統跟經緯度的精確，以及未曾考慮到地球曲率的問題，或者說是根本不知道的情況下，弘文館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算是繪製出了長安地圖。
只是那地圖，除了皇城等附近的地方比較精準外，其他往外更多的地方，就不再精準。
更要命的是，他們在繪製的過程中，發現那越往外的地圖就變形的越厲害，甚至像是被什麼抽離了一樣，變得扭曲起來，怎麼都無法畫出心滿意足的地圖。
不過好在，弘文館的學子並沒有因此而感到洩氣，看著太子殿下不屑一顧的樣子，這些人卯足了精神，便開始一猛子扎進了，相傳大禹治水時留下的：“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的測量要義當中。
《周髀算經》、《九章算術》等等一些書籍，都被弘文館的學子從國子監借了出來，嚇得當時的上官儀連連叮囑他們，借閱可以，但可千萬不要有何損壞啊。
一頭扎進去，勢必要讓太子殿下另眼相看的學子，一個個如狼似虎般，只是一味的點頭稱是，腦子裡只有如何能夠畫出完美的地圖來，哪有心思把上官儀的叮囑放在心上。
但不過好在，當上官儀再次見到那些書籍時，老懷大慰，還好，沒有損壞什麼，只是有一本上面，顯然是太子殿下的筆跡，赫然寫著四個字：“一群笨蛋！”
當這些弘文館的學子，一個個如鬥敗的公雞，耷拉著腦袋見李弘時，只見太子殿下的前面放了一個圓形的木製球。
手裡拿著一張紙，上面寫了一些沒人看的懂的字：“簡儀”、“高表”、“仰儀”、“立運儀”、“懸正儀”、“座正儀”等等一些莫名其妙的文字，遞給了一個弘文館的學子。
而後李弘從這些時日的觀察中，親自挑選了十幾個弘文館學子，讓這些人拿著那張紙跟那木製圓球去找李淳風，並約定，十年之內，如果能夠徹底搞明白，並畫出滿意的地圖，每一個人便加封為正五品的大唐官員！
這一承諾讓學子們自然是喜出望外，但當聽到太子殿下說的是十年之後，每一個人也都意識到了這繪製地圖一事兒，絕不是自己這段時間研究以來那麼的簡單。
當他們拿著紙、抱著那木製圓球來到了太乙山，把手裡的一切交給李淳風后，李淳風看了半天，也是沒有弄明白。
袁天罡拿著那個圓球轉來轉去的看，打趣著那些學子：“這上面誰畫的？這是什麼啊？”
但當他繼續在手裡不經意的轉動，看到那畫不像畫、圖不像圖的圓球上面的一處，赫然寫著長安二字時，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