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名人小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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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云云。從郗鑑南行先駐合肥，以後頻繁往來於合肥、建康之間的情況看來，郗鑑率有流民是可信的。但南來流民大體上是屯駐合肥，未得過江。流民帥所率流民不得過江而至建康，這在當時是通例，不獨郗鑑所部如此。所以《真誥》謂郗鑑“率諸流民來渡江東”，只不過籠統言之，並不確切。郗鑑以流民帥的身分，置流民於合肥而本人被徵入朝。徵詔郗鑑，這是東晉元帝表示對他寄予信任的一種姿態，當然也有羈縻而觀察之的意思。郗鑑自不願置其所統部曲於不顧，使自己喪失可恃的實力。所以他本人繼續與所率流民保持聯絡，頻繁地往還於合肥、建康之間。

郗鑑南來之時，王敦叛亂已經開始。王敦在京都改易百官，轉徙方鎮，並殺戮“南北之望”的戴淵、周等人。但是，默許王敦興兵抗拒劉隗、刁協計程車族人物，並不支援王敦篡奪東晉*，太原王嶠、太原溫嶠、陳郡謝鯤等都有表示，甚至王敦從弟王彬也反對王敦。王敦只得暫還武昌，遙制朝政。明帝即位後，王敦準備再次起兵，乃移鎮姑孰，屯於湖，有另立東海王衝的圖謀。明帝懼王敦之逼，出郗鑑鎮合肥，依其流民力量以為外援。王敦不願郗鑑以流民為朝廷犄角，乃表請郗鑑為尚書令，郗鑑只得又返京都。這時距郗鑑南來剛過一年，但他已逐步陷入士族門戶鬥爭的漩渦之中，成為影響東晉政局的一個頗為重要的人物。

郗鑑重回建康，據本傳說，“遂與帝謀滅敦”，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個資訊。郗鑑滅王敦之謀，內容如何，史籍無徵。據下年（太寧二年，324年）明帝討伐王敦時郗鑑的擘劃，參以《晉書》卷七四《桓彝傳》明帝將討敦，“拜彝散騎常侍，引參密謀”之事，可知郗鑑所謀主要是用流民帥的兵力以制王敦。其時門閥士族雖不支援王敦篡奪，也還沒有堅決站在朝廷一邊。朝廷對王敦尚不具備明顯的優勢。所以明帝只能籌之於較低計程車族人物郗鑑、桓彝，而郗、桓籌兵，也只能求之於門閥士族以外的流民。這是影響明、成兩朝政局的一件大事，值得細細探索。

明帝時，東晉的兵力狀況是十分困難的。擁兵強藩除王敦外，還有陶侃、祖約諸人。陶侃已被王敦遣鎮廣州，未能參預荊、揚事態。祖約在豫州，繼統祖逖軍隊，屯駐壽春，這支軍隊歷來不服王敦。《世說新語·豪爽》：“王大將軍始欲下都處分樹置，先遣參軍告朝廷，諷旨時賢。祖車騎（逖）尚未鎮壽春，瞋目厲聲語使人曰：‘卿語阿黑（原注：敦小字也）何敢不遜，催攝面去。須臾不爾，我將三千兵槊腳令上。’王聞之而止。”尊經閣本汪藻《考異》注曰：“舊雲‘王敦甚憚祖逖’。或雲王有異志，祖曰：‘我在，伊何敢！’聞乃止。”但是祖氏與朝廷亦不相得，用祖約豫州之師以抗王敦，是不可能的。

除了這幾處強藩以外，東晉軍既寡弱，又無糧廩。《晉書》卷二六《食貨志》：“元帝為晉王（建武元年，317年），課督農功，詔二千石長吏以入谷多少為殿最。其非宿衛要任，皆宜赴農，使軍各自佃作，即以為廩。”《晉書》卷七八《丁潭傳》：“今之兵士或私有役使，而營陣不充。”這些都是王敦之亂稍前的材料。《晉書》卷六七《溫嶠傳》溫嶠上軍國要務七條，“議奏多納之”。其第三條曰：“諸外州郡將兵者及都督府非臨敵之軍，且田且守。又先朝使五校出田，今四軍五校有兵者及護軍所統外軍，可分遣二軍出，並屯要處。緣江上下，皆有良田，開荒須一年之後即易。”《晉書》卷七〇《劉超傳》，超入為射聲校尉，“時軍校無兵”，超以其為義興太守時的“義隨”為宿衛禁軍。《晉書》卷八八《孔坦傳》，朝廷使吳興內史孔坦募江淮流民為軍。這些都是王敦之亂稍後的材料。王敦亂前亂後，朝廷軍力軍食艱難，既然都是如此，王敦亂中，情況應當也是這樣。看來無兵可用，是東晉朝廷面臨的極大困難，解決的辦法只有一途，就是儘可能徵發流民。

（2）流民與流民帥

流民南來，情況各異，有的是分散行動，有的是由大族率領；有的零星流過長江，有的大股滯留江北。司馬睿南渡後，流民一度零散地湧入東吳，數量不少。《食貨志》載應詹表曰：“間者流人奔東吳，東吳今儉（案指太興二年三吳大飢，死者甚夥之事），皆已反還。江西良田，曠廢來久，火耕水耨，為功差易。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報償，皆如魏氏故事……。”應詹所謂流民反還江西，當是大率言之，其中有未還者，多成為士族大姓的僮客。稍後東晉頒行給客制度以及徵發流民為僮客者為兵，主要就是針對這些留在揚州江南諸郡流民的。

揚州上游，豫州一帶，亦有流民絡繹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