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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倒也是。”鄧玉賢點了點頭，“其實民間有不少人是非常看好孫晨鈞元帥的。”
“所以我說，敬茗不搞立儲那一套，就已經表明的他想當的是唐太宗李世民，而不是乾隆。”宋教仁說道，“只是我不知道，他是否現在就願意退下來，如果我是他，現在是最好的時機。”
“為什麼這麼說？”鄧玉賢問道，“畢竟，這一屆的總統任期並未結束啊。”
“因為現在的他，已經完成了咱們華夏曆史上前所未有的擴張大業。”宋教仁說道，“雖然這次以最大限度擴張為目的的戰爭導致世界範圍內的生命損失很大。”
“聽你這麼說，有點把咱們的大總統和德國前元首劃等號啊。”鄧玉賢笑道。
“不，這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德國的擴張特徵是法西斯主義，而法西斯主義的核心特性就是種族主義。這個特徵嚴重限制了德國的戰爭潛力。既然德國人認為世界上最優秀的人種是日耳曼民族，而且德國人採取了這種主義和觀點，那麼德國就不可能將日耳曼人以外的其它民族整合進其對外征服的大業中。象在被德國征服的除日耳曼人以外的民族，如高盧人、斯拉夫人等，也許可以當作奴工使用，卻不會也不可能編入軍隊成為戰力。這也可以說明，為什麼在一定範圍內，德軍是強大的，甚至是無敵的。但在其所佔的地方越大，德軍的兵力就越稀少。因為德國人採取的種族歧視政策使其不但無法解決反抗與叛亂問題，反而進一步惡化了這種情況。”宋教仁說道，“這和咱們華夏所進行的擴張是有本質區別的。”
“鈍初的意思，是德國是有擴張極限的？”一位議員問道。
“不光是德國，任何國家無不有擴張極限。而這種擴張極限的大小，源自於各個國家的種族、人口、宗教、政策、功業、經濟等的綜合。德國的經濟系統與政治系統適合擴張，或者說就是為了擴張而打造的。然而其人口的政策卻成為了他們的阻礙，限制了他們的擴張能力。”宋教仁說道，“作為對比，咱們華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龐大的人口使咱們華夏具有極高的擴張潛力。但是在歷史上，我國由於政策、理念與技術問題，很早就完成了擴張，進入了穩定狀態。學界稱之為‘超穩定性的文明’。但是新農作物的引進與技術的突破帶來糧食生產的增加，進而造成*人口的大幅增加，這加大了我國的內部壓力。這本來是進行擴張最大的驅力。但是我們都知道，在以前的歷史上，我國並沒有進行擴張。其實如果研究一下歷史，就可以知道，在明末，我國已經開始大量翻譯西方書籍，並倡導各種西方的新技術，此外亦有對本土原有技術進行整理的情況。在技術上，明末火炮、火槍的引進與迅速仿製與改制，都代表了認識到自己的不足而對外進行學習與發展的例子。明朝仿造西洋機械的行為從未被稱為奇技yin巧。而這種情況也許不能立刻帶來全面的工業**，但光是書籍與思想引進，以及中西之辯等，便是傳統文藝**的先驅。可以說當時我國離擴張的暴發只有一步之遙。但是這個過程被明末發生的巨大天災給摧毀了，而明末僵化的王朝政治組織也沒有能力挽救。否則我國的改革、發展與擴張可以說是必然的結果。”
“希特勒先生鼓吹的生存空間理論，其實並不是只適合德國，事實上我國對生存空間的需求是遠遠大於德國的。因為中國人口太多，土地太少。這種驅動力過去存在，現在存在，未來也存在的。”宋教仁接著說道，“作為一個新興國家的領導者，如果他不盡快而且盡力的進行擴張，在接下來的時間裡為子孫後代爭奪更大的土地與更多的資源，那這種‘不作為’本身就是一種最大的犯罪。因為壓力累積得越久，爆發起來的後果也就越嚴重。”
“放眼世界，我華夏外圍的國家，特別是北方與西方，無一不是土地廣大而人口稀少者。如果從人類的角度來看，以民族國家之名將之切割而無法被徹底利用，那是一種巨大的浪費。將這些土地徹底利用起來，這就是生存空間理論的核心。希特勒先生的理論也是這個意思。只是不同的是由於東歐和俄國歐洲部分的土地開發較早，那裡的人口密集度要高的多，所以他只能選擇屠殺掉一部分人口，才能給他的日耳曼民族騰出生存空間。而這是德國和我國的擴張路線唯一的差別。”
“說起來有些殘酷，但事實確實如此。在核戰爭時代到來之前，對我國來說，絕不能滿足於安心發展，必須要擴張，必須要在原子彈這個大殺器發明之前，將擴張到最大的極限。我認為這是作為一個國家領導者，所必須擔負的最重要天職。而敬茗則非常好的完成了這個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