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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找工作的艱辛後，最終還是決定去導師大學同學開的公司。過去短短一個月的時間內自己參加的招聘會大大小小不下二十次，為擴大根據地我就在中國地圖上，以居住地為中心，2oo公里為半徑畫了一個圓，只要屬於圈裡的哪管“北上廣”啊，跟城沾個邊就行，哪怕是個縣城。投過的簡歷摞起來恐怕比我自己都還高，這其中還不包括電子版的，浪費的那些紙不知道得砍多少棵樹才能製造出來，令人悲哀的是，它們還沒來得及揮自身的價值就直接被丟進了垃圾簍。
聽過這樣一則傳說，一公司參加招聘會時貼出一個職位居然有上千人競爭，他們的人事主管呢，為了避免這種“幸福的煩惱”隨手就丟掉了其中九百份簡歷，有人問其選擇的理由，竟回答“我不喜歡運氣不好的人。”
照此原則推斷，我的失敗應歸結於運氣不好了，並且是級不好，一家公司中的九百分之一，一百家公司應該是九萬分之一，那一千家呢，依這機率計算真後悔當初沒買張彩票，不求中個天文數字嘛，起碼中個百八十萬的，只要這輩子能解決溫飽就成，也不至於受這份洋罪。
火車一路北上，窗外的春天也在逐漸地消逝，想當初自己多輕狂地幻想扛著揹包闖天下，殘酷的現實把曾有的美好夢想擊得粉碎，如今仍是那隻行囊卻滿裝茫然與失落。
我覺當夢想照進現實的時候，通常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在現實面前低頭，當然我就屬於這種情況；另一種情況，就是狠狠地被現實擊潰，前幾天看網上的新聞報道說，中國精神病的人口過一億，嚇人不，也就是說，中國每14個人中，就有一個人存在著不同程度上的精神問題。
我們常常嘲笑日本是自殺大國，但是我們由於受到千百年的“好死不如賴活著”這句古語的影響，所以都變成了精神病人。在這個十四分之一的瘋狂世界裡，我也有好多朋友。
我的大學同學Betty，是我的大學同學裡面少數運氣好到不行的，當然也是能力群的女生。她大學畢業之後，直奔改革開放的視窗——深圳，並且加入了世界5oo強的船運公司，在公司短短的幾年，就升到小主管的職位，看看我正在為找工作而煩惱的時候，人家都拿年薪了，唉，不得不感慨，都是一個學校畢業的，咋都那麼大的差距呢？
不過最近，有同學和我說，Betty從之前的公司辭職了，我很驚訝，問為什麼啊，這不正是事業的上升期麼，怎麼這麼快見好就收了呢？同學悄悄告訴我說，Betty，抑鬱了！因為外企的壓力太大，年紀輕輕頂不住壓力，本來一直硬撐著來著，後來症狀越來越嚴重，有一次晚上的時候，被救護車送走了。之後住院了好一陣子，出院之後，Betty覺得無論如何生命才是最重要了，自己的拼上性命搏事業到底值不值得？後來，Betty回老家，在那個當年她不屑回去的小城市當了公務員。最近過得挺好的。
聽了Betty的故事，我在想，也許經歷的這些挫折對我來說，是幸運的，正如有人用這樣的話評價張學良將軍，所謂，少年登科大不幸！
火車凌晨6點到達張學良將軍的故鄉——瀋陽，面前的這座老工業城市仍然一副冬季的蕭索模樣，天是灰色的，地是灰色的，就連那一座座本應輝煌的建築也因沒有陽光的照耀而黯然失色，感覺還挺配合自己心情的，突然間特別懷念南方明媚的陽光，和那五彩斑斕的世界，可到如今我只能硬著頭皮往前闖了。
出站後就是公交車站，多虧管人事的鄒經理在電話裡面說得比較清楚，再加上自己強的方位感，沒多久便來到公司所在的上地國際大廈。經過一天一夜的旅程，風塵僕僕的還大包小包的拎著我全部的家當，其中一個軍綠色的旅行袋還是八十年代初老爸外出打工時在鎮上的供銷社買的，上面印著“奔向2ooo”，老爸講起買這包時，感覺2ooo年離他是非常非常之遙遠，哪知一晃都2o1o年了。
第一次走進星級酒店的電梯，到達頂樓後就直奔前臺，跟那位漂亮的妹妹說來面試，可能人家見多了我們這種剛畢業找工作的學生，對我這幅逃難者形象也沒太多異樣的目光，把我暫時安排到接待室等候。
沒多久一個長得比較秀氣的女孩進來，她先自我介紹說：“你好，趙君！我是瀋陽人事部經理鄒天怡，路上還順利吧！”
“您好！鄒經理！挺順利的，謝謝您！”
“本來昨天就安排了一批學生面試，不過放心好了，剛好今天mr。scherbatsky來瀋陽出差，一會兒幫你再安排一下。”
“你導師和容總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