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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到年底的時候，李治釋出了一條詔令。 詔令上說：“從今年開始，僧尼不允許接受父母或者尊長對他們的禮拜，相關部門應該明確地制定法律法規來禁止這種行為。” 之所以有這樣的一條法令出現，源自李治在上個月去洛陽巡幸之時，在一處思源見到的一幕。 當時有數位白髮蒼蒼的老者，正對一個二十郎當的的年輕僧人行跪拜之禮。 李治當時就有所不喜，對身邊的宮人說：“朕為天子，亦不受臣子與百姓之跪拜大禮。現這小小僧侶卻讓許多老者跪拜，難道他比朕還要尊貴嗎？” 李治說完，便讓人去將這幾人帶來問話。並問及幾位老者跪拜之緣由。 老者說：“他們跪拜僧侶，是希望獲得佛祖的保佑，能讓自己今後的生活過得好些。” 那小僧也道：“見僧跪拜是佛家禮數，否則便是心不誠。即便是父母見到自己，也應該行跪拜之禮。” 李治當時就有所不喜，細問之下又得知那些老者，竟然還是這小小僧侶的叔伯長輩。 後又見到那小僧出家的寺廟，竟然比自己的皇宮還要富麗堂皇，心中便有了改革之意。 在當時，佛教作為一種宗教信仰，其僧尼在社會中享有一定的特殊地位。 他們通常會受到信徒的尊敬和崇拜，包括禮拜等禮節。 然而，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孝道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子女對父母的尊敬和服從是基本的倫理要求。 透過禁止僧尼接受父母和尊長的禮拜，法令試圖強調宗教活動不應干擾到傳統的家庭和社會倫理結構。 這是出於對佛教勢力過度膨脹可能對社會秩序造成影響的擔憂，也可能是為了強化世俗權力對於宗教活動的控制和管理。 此外，這條法令也體現了當時政府對於法制建設的重視，要求相關部門明確制定法律法規來執行這一禁令，顯示了法治精神的萌芽。 這表明，即便是在宗教領域，也要順應國家的習俗，並依法行事，以確保社會秩序的穩定和諧。 而李治的這一條詔令真正得目的是在敲打興起的佛教，明確君權至上的社會結構，防止有人假借佛的名義造反。 其後，原本的吏部侍郎劉祥道，被任命為黃門侍郎，並且繼續負責選拔官員的工作。 他認為目前的選拔制度太過寬鬆，每年有超過一千四百人成為官員，而且各種各樣的人都可以透過選拔進入官場，沒有經過嚴格的審查和篩選。 目前，國內和國外的文官和武官，從一品到九品，總共有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人。按照這個數字計算，大約三十年後，現有的官員才會全部更換一遍。 如果每年只選拔五百人成為官員，就足夠補充所需的官員數量了。他希望能對這個制度進行改革。 正好杜正倫也提出同樣的觀點，認為成為官員的人數過多。 皇帝命令杜正倫和劉祥道一起，在朝會之上詳細討論這個問題。但是大臣們因為害怕改變現狀，反對者眾多，所以李治最終沒有采取任何行動。 劉祥道作為吏部侍郎，負責選拔官員，他意識到當時的選拔制度存在問題，即選拔的人數過多，而且選拔過程不夠嚴格，導致官員質量參差不齊。 他提出的解決方案是減少每年成為官員的人數，並進行更為嚴格的選拔。這樣可以保證官員隊伍的質量，並且減少不必要的官員數量，提高政府的效率。 然而，儘管他和杜正倫都提出了改革的建議，但是由於大臣們不願意改變現狀，改革最終沒有實施。 這說明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改革面臨著很大的阻力，即使有識之士提出了合理的建議，也不一定能夠得到實施。 這也反映出當時官場的一些弊端，如官員選拔的隨意性和官僚主義的阻力，這些問題可能會影響政府的效能和公正性。 而這樣的制度只會讓行政機構越來越臃腫，讓朝廷的工作效率下降。而這一狀況隨著王朝建立的時間越長，便會越嚴重，而且永遠不會得到改變。 而且，看看那些被推翻的王朝，其末代之時往往都是財政出了問題。人口的增加根本沒有帶來國庫的充盈，這些本應進入國庫的錢財，最終成了臃腫官僚們的俸祿。這也是王朝倒臺最根本的原因。 除非王朝交替，新的王朝在建立之初，才有可能是最精簡的官僚體制。 時間很快就來到了顯慶三年。 正月之時，長孫無忌等人呈上了他們修訂的新禮儀規範。皇帝李治下令在國內和國外都要實行這些新的禮儀。 在此之前，李治認為貞觀年間的禮儀規範不夠完善，因此命令長孫無忌等人進行修訂。 當時許敬宗和李義府掌握實權，他們對禮儀的增減有很多都是迎合皇帝的意圖，但是儒家的學者們對此表示反對。 而太常寺的博士蕭楚材等人認為，提前準備凶事是不合適的，這不是臣子應該討論的。許敬宗和李義府非常同意這個觀點，於是就焚燒了《國恤》這一篇文章，從此關於凶事的禮儀就缺失了。小主，這個章節後面還有哦，請點選下一頁繼續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