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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選出大家都公認的頭領，顯然已經不太可能。
也許，這個世界上真出現過透過選舉產生頭領的大部落，不過，這樣的部落受到的牽扯太多，難以有效地抵禦其他部落的威脅。比如，古希臘時代的城邦，就湮滅在亞歷山大及他的父親的手中。
現代人總是傾慕古希臘時代的城邦，並認為那是西方民主制度的源頭，還說什麼中國之所以落後，就是因為沒有如古希臘城邦那樣的源頭。
這是放狗屁。所謂的古希臘城邦民主，與現代社會相去甚遠，只不過被一些學者牽強附會而已。這就如威尼斯、佛羅倫薩率先興起的文藝革新一般，明明與古羅馬時代的文藝完全不同，卻被說成文藝復興。
從當時的時代來看，古希臘的城邦制度不足以庇護古希臘人這個種群繁衍生息下去，遲早要滅亡。
這個時代，必然產生君主。君主出現後，就要想方設法地讓人們認為他當君主是理所當然的。剛好那時的人們敬畏想象出來的神，因此，所有的君主都不約而同地宣稱君權神授，君權神授，就是所有君主國的立國之基！
不過，這個時候的華夏，與世界略有不同。
大明的皇帝，固然鼓吹君權神授，比如，山崩了，發生地震了，被視為上天對皇帝的警示，皇帝需下罪己詔，檢討自己。可是，自隋？
？？以來，除了元代，歷代朝廷都用科舉制選拔官員，模糊了上下階層之間的界限，士子的力量急劇膨脹，而且還作為一個整體出現在整個社會中，拼命鼓吹“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為自己這個階層謀取更大的權力。這個時候，單純地鼓吹君權神授，已經不足以解釋朝廷存在的合理性，皇帝必須聽士子的話，方才能名正言順地執掌全國。
所以，朱元璋將孟子搬出了孔廟，極其嫌惡鼓吹孟子的王安石，也就合情合理了。
不過，歷史發展的趨勢不以朱元璋的意志為轉移，士子們蟄伏之後，反擊得更為猛烈，自嘉靖之後，皇帝已經沒有多少自主權了。
皇帝與士大夫共天下，這句話就是現實最好的寫照。
對於這個現實，林純鴻一直看得非常透。自己力量不強的時候，依託著士子階層，繆力培養新的階層，當時投靠東林黨，又與溫體仁勾勾搭搭，都是自己力量不強的真實寫照。
到了現在，新的階層越來越強大，林純鴻終於不用拐彎抹角，直接喊出了“官紳一體納糧”這句話，著力削弱鄉紳的經濟基礎，打擊士大夫階層的根基。
不過，新階層還處於非常幼稚的階段，士大夫的力量還非常強大，而且新階層和士大夫的界限本來就比較模糊，比如人數眾多的東林黨、復社，顯然屬於士大夫階層，再比如王大俊、李多義之類的人物，看起來屬於新階層，家中卻出了好幾個進士、舉人，到底屬於哪一類？
因勢利導，多年來成功的經驗之一，顯然不能拋棄。
建立諫官制度，既可以歸結為融合大明朝廷的範疇，也可以視為融合士大夫的範疇。
實質上，融合士大夫，就是融合大明朝廷的一部分。
這是林純鴻當前最為緊要的事情，豈能受到荊州內部爭鬥的干擾？
第二日，林純鴻將張將張道涵、李崇德、黃宗羲、顧炎武四人喚至星拱樓，命令中書府、監察府及黃顧兩人各自擬一份設立諫官制度的方案。
林純鴻規定，方案必須著重解決幾個問題：諫官從何而來，如何產生；諫官體系如何架構；諫官提案的要求；諫官如何管理。
同時，林純鴻還特意交待黃顧二人，道：“若兩位覺得人力不夠，可召集故人至荊州幫忙。”
這句話，無異於告訴黃宗羲和顧炎武，諫官制度的出臺，荊州不會閉門造車，荊州歡迎全大明各路人馬參與設計、制定方案。
黃顧二人大喜，忍不住讚道：“江陵侯之心胸，天下人難及！”
可是，這話聽在張道涵和李崇德耳中，當即暗聲叫苦。林純鴻這種搞法，已經將爭鬥的範圍擴散至全國，監察府和中書府再怎麼窩裡鬥，也無法按照自己的意願主導諫官的主導權。
而且，這種爭鬥，大明朝廷必然捲入其中，最終會出現哪些變數，誰也說不清。
且說陳天瑤心裡一直糾結“如果大明沒有了皇帝，你介意麼”這句話，心神不寧，失去了往日的靈性，頗有點憔悴。
後面什麼“君權神授”的，陳天瑤也聽不明白，出於直覺，她認為林純鴻會在皇帝身上打主意。
自古以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