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雞毛·新兵連·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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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跟以前的作品也會不一樣，它可能會用一天說十句話的速度來寫作，因為上次出書的時候，“金老師”讓我在封皮上寫一句話，我說“世上有用的話一天不超過十句”，我特別想用有用的話來寫作。

劉震雲與讀者親切交流

提問：剛才劉老師也說了那麼多，包括你最喜歡，寫的最好的，都沒有包括《一地雞毛》，那幹嗎拿《一地雞毛》出來說事兒？

劉震雲：《一地雞毛》，我沒有說剛才我哪些作品寫的最好的，自我感覺也不是最好，我是覺得在創作過程中當時我努力了，我寫的還可以，最好的作品我到現在我沒有寫的特別好，沒有寫的特別好不是一個謙虛的話，在中間寫作過程中我感覺到好的作品是什麼，我特別想用兩年到三年的時間能夠靜下心來，好好地去感覺它，當然在寫每一部作品的時候，你在沒寫之前你都會覺得這個作品離你特別近，但是寫完之後就不是。我覺得《一地雞毛》我並不是寫的不好。《一地雞毛》也是寫的不錯，寫的不錯是因為在寫《一地雞毛》的時候，我發現了一個特別好的方法論，就是把“小林家的豆腐餿了”和“美國佔領伊拉克”放在同等的位置。但是從另外一種方法論來講，它可能像《溫故1942》能夠更注重貼心、貼背一些。用《一地雞毛》作書名，不是我的主意，是黎波的主意。我覺得其實這個題目是誰的話，不重要，總體的名字叫什麼，我覺得不是特別重要。

提問：劉老師，你看“莊稼”這一茬都已經有收穫了，你下一茬準備賣給影視的是什麼“莊稼”？

劉震雲：說起來我跟影視的關係，其實我本人跟影視沒有關係，只是我的作品可能跟影視有個別的關係，我的作品也不是被影視改編的特別多，也就是《一地雞毛》和《手機》，我的作品現在有五百萬字，改編的只是其中的可能有二、三十萬字的那樣份量，而且也包括用小說的全部。我覺得影視作品跟我沒什麼關係，影視並不會增加我文字的一個字、一個符號，它原來寫的什麼還是什麼，當它成為影視的時候，它是另外一個作品，我一般把它看成我朋友的作品。

但是影視的改編對於我來講有兩點好處：第一，它能夠增加收入，我覺得收入對於一個作家是挺重要的，中國的作家在現在中國的社會階層裡面，還屬於比較貧寒的階層，因為大家都是做媒體的，知道一個字多少錢，就是中國一流作家的收入比中國三流影視演員的收入起碼還要差十倍到二十倍，但是中國作家貧窮的狀態我覺得也是不對的，這是一點；第二，我覺得人們的眼球確實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比如用紙介已經有幾千年的歷史，它逐漸被新型的傳播手段在取代，比如電影可能有一百年的歷史，電視幾十年的歷史，過去小說一個非常大的功能就是敘事功能，現在這種敘事功能被電影、電視劇取代的差不多了，不但是影視這種敘事功能不斷地在加大，而且講“新聞”的敘事功能也在不斷地侵蝕過去小說的這種功能。像好多報紙登的“口述實錄”，故事性非常的曲折，它以借了生活和真實的力量，比小說虛構的故事要動人的多。還有像電視，我們有好多講述性的欄目，有時候我看，我發現它比小說講故事講的還好，因為生活本身就在講故事。

我舉一個例子，中央電視臺的有一個欄目叫做《講述》，講述講出這麼一個故事，有一個男教師*了好多女學生，然後有女教師發現這個事情之後，她就想舉報他，但是特別的矛盾，她說這個男教師平常在生活中對大家都特別好，相處的都很好，同時他家裡有一個病老婆和一窩孩子，她說如果我把他舉報了，他家的生活就斷了來源，但在最後她還是舉報了。為什麼呢？她想起了自己的女兒，有一次她女兒讓這個男教師要補課，別的同事跟她搖頭，不讓她補課，最後她舉報了。當舉報的時候，公安局來抓這個人的時候，卻抓不了，因為他死無對證，找所有的女孩子家長，女孩子家長不是跟這個男教師急了，是跟這個女教師急了，說我們家孩子沒發生這個事兒，如果發生這事兒了，一個女孩子長大會決定她的一生，就說這個女教師的事兒，這個女教師就是誣告了，然後這個女教師就開始一個一個地在走訪孩子，有幾個孩子站出來了。我覺得像這樣的故事結構可能是過去小說承擔的，如果把這個故事結構改編成一個電影的話，我覺得結構都是非常經典的。像這種“講述”欄目已經把敘事功能承擔起來了，包括娛樂節目現在都在講故事。我剛才說了，現在有好多娛樂節目讓一個男的有好多女的挑，住在五星級酒店裡，一天淘汰一個，這個節目連續播，大家怎麼能不愛看呢。好比一個女一天淘汰一個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