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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阿香望著少婦的眼神很淒涼。
10年前，阿香在那家國營工廠的宣傳科工作，她每週的工作就是編寫一期不到一千字的新聞簡報，登載一些“形勢一片大好，工人幹勁沖天，車間生龍活虎”之類的廢話。
阿香是一名中專畢業生，那時候的中專學生也被認為是天之驕子，那時候的中專學生還分配工作。阿香從這座工廠的子弟學校走出去，又回來在工廠上班。
業餘時間裡，阿香喜歡寫詩歌，她的詩歌曾經登載在那時候很有影響的一本叫做《星星詩刊》的刊物上，也是因為這首十幾行的詩歌，阿香被分配在工廠宣傳科。
那個年代的文學還很神聖。那時候，因為發表了一篇小說，就能找到一個好媳婦；因為發表了一篇小說，就能調到好工作。那時候的文學青年是萬人矚目的物件，是人們崇拜的偶像，不像現在，文學青年成了迂腐與頑固的代名詞。
10年前的阿香應該很漂亮，她說那時候她每天早晨開啟辦公室的房門，就能看到從門縫塞進來的情書。那時候的情書也都會摺疊成鴿子的形狀，暗指“鴻雁往來”，而情書的內容也寫得如泣如訴，如怨如慕。而現在，情書也已經絕跡了。乾癟無味的手機簡訊代替了那些詩歌一樣的語言。
10年前的阿香有很多夢想，她說她幾乎每天下午下班後，都會獨自來到工廠後邊的草地上，在那裡靜靜地坐著，望著夕陽西下，望著天邊的火燒雲，還有遠處起伏而飄渺的山巒。她在想：山那邊的世界是什麼樣子？有時候，飛機從頭上上的雲層間穿過，阿香痴痴地望著，看著飛機消失在遙遠的天邊，阿香總會想：我什麼時候才能坐上飛機？
10年過去了，阿香還在做著坐飛機的夢想。
我說，我小時候和她一樣，不過我們那裡是山區，我也經常站在村口的崖畔上，望著層層疊疊的山峰，想著山那邊的世界。我們那裡很少有飛機從空中飛過。每次有飛機出現，大人小孩都會追著飛機跑出很遠。
那天晚上我們談了很多，我覺得我很長時間再也沒有說過那麼多的話，可能由於共同來自外地，共同在這座城市漂泊，一下子讓我們之間沒有了隔膜，一下子拉近了我們的距離。
我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外鄉人”；我們又有兩個相似的名字，一個叫“打工仔”，一個叫“打工妹”。
我們還說起了小時候的生活。那時候我們那裡很窮很窮，我小時候好像很少吃飽過，那正是階級鬥爭如火如荼的七十年代，孩子們的主食就是紅薯和玉米麵。上初中的時候，我是住校生，每週只能回家一次，揹著一布袋的紅薯和玉米麵饅頭。冬天的時候，玉米麵饅頭又乾又硬，結著一層冰渣，都能把狗砸死，而我們那時候正是長身體的年齡，卻連這樣惡劣的飯食也吃不飽。後來，實行了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民能吃飽飯了，我們也能吃上了麥面饅頭，我那一年的夏天個頭一下子竄高了十幾厘米。那年秋天去外公家的時候，外公抱著我又悲又喜：“我娃以前恓惶的吃不飽，現在吃飽了，個頭長這麼高了。”
那時候的我是農村戶口，阿香是城市戶口，那時候的工廠比農村要好很多倍，阿香說那時候她從來沒有過捱餓的感覺，她是穿著天藍色的裙子和白色襯衫，唱著《讓我們蕩起雙槳》的歌聲讀完小學和中學的。
那時候我們的信仰是 “共產主義社會”。而共產主義社會就是最終消滅“三大差別”，即消滅“工農差別”、“城鄉差別”和“體力與腦力勞動差別”。
上初中的時候，學校裡有幾個來自幾百裡外的煤礦上的孩子，他們都穿著料子衣服，吃著白麵饅頭，說著我們羨慕的普通話。他們幾個人是一個小圈子，他們從來不和我們農村孩子在一起，甚至連我們正眼也不多看。他們有著一種強烈的優越感。他們的父母是煤礦工人，我們的父母是農民；他們的家鄉在城鎮，我們的家鄉在農村。巨大的差別讓坐在同一間教室裡的人，卻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
後來，我看了這幾年一些優秀的電影：《站臺》、《陽光燦爛的日子》、《孔雀》、《青紅》……這些電影都在反映那個特殊年代裡的城鎮年輕人的生活，他們的迷惘，他們的痛苦，他們的掙扎。可是，有誰會關心那個特殊年代裡農村年輕人和農村孩子的生活，他們的痛苦更深，他們連最基本的溫飽都無法保證。在他們的眼中，這些城市人的迷惘、痛苦和掙扎都是幸福。他們才是墜入最徹骨的寒冷和黑暗中的一群人。
什麼時候才能看到一部反映那個特殊年代農村生活的電影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