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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到，倒是風聲雨聲，聲聲入耳。黃光年也聞及此事。只是，他們全力忙於各自的專業研究，並沒有特別地在意。
佟竹晚上常常失眠，黃光年就整夜整夜地牽著她的手，安撫她入睡。
半年之後，也就是一九八七年最後一個星期天的上午，見著冬日裡暖暖的陽光，黃光年把客廳的兩隻藤椅搬到了陽臺上，拉著佟竹聊天。佟竹偶爾提起那三篇文章，心裡頗覺壓抑，黃光年便耐心地安慰佟竹：
“這種小人連感恩都不懂，不值得理會的。”回到東方大學，黃光年每學期應邀前往北京大學做一次為期一週的講座。在東方大學，他也積極開設各門重要課程。無論如何，他得對得起殷黎明校長的恩惠。他同時開始著手寫一部宏篇鉅著《尼采的自由與背叛》。一九八七年年初的時候，他完成了初稿，但視力急劇下降，到鼓樓醫院檢查，診斷為眼底黃斑病變，即眼底血管破裂而後結痂，致使視力下降甚至完全喪失。很多人都不知道，眼底血管破裂其實是高血壓所導致的。黃光年從來就不知道自己已經患上了高血壓症，更沒有對症的治療。
顯然，他已經沒有能力對初稿進行校對了。聽了佟竹的建議，他請已經畢業留校的藍天玉幫忙全權負責校對並與出版社聯絡，送交書稿。佟竹看好藍天玉，因為他勤於請教，腦袋靈光，也有雄心，希望能夠在哲學領域有所樹……佟竹平靜地講述黃光年和自己的故事，像是在講述一個古老民族遙遠的歷史，一直講到第二天的傍晚，她這麼一遍遍地說，就如同拾起一根根的乾柴，把它們一層層地堆放起來，她從底部點燃一把火，讓自己跟乾柴一起燒成灰燼，任由秋風吹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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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學府 第十九章（1）
留校剛三年的夢飛生平第一次感受到生命中的悲涼。
藍天玉怎麼可以這樣辜負黃光年的信任呢？他怎麼可以像強盜一樣掠奪他人的勞動成果呢？他不考慮他人的利益，難道也不考慮自己的前程嗎？他難道就不擔心要為他自己的這一作為付出代價嗎？他還能有機會升上教授嗎？知識分子怎麼可以有這樣醜陋的行為呢？他是知識分子嗎？什麼是知識分子？這個政治性的概念意味著什麼呢？如果知識分子是指具有專門知識並以此為生的人群，那麼，它意味著一個終將不能獨立的階層；如果知識分子是指具有專門知識並具有強烈社會感的群體，那麼，它意味著一個從來就沒有形成氣候的人群；如果知識分子是指具有專門知識並具有獨立精神和道義擔當能力的群體，那麼，它意味著一個從來就不曾存在的人群。
知識分子現在是這樣，從前也是這樣。
日本軍隊還沒有進入南京的時候，中央大學的大部分知識分子就開始拖家帶口地向內地奔命、逃亡，在四川重慶沙坪壩嘉陵江畔安頓下來。兩個月之後，也就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本人在南京進行大轟炸、大屠殺，死難者數十萬。當一九四五年日本宣佈戰敗之後，逃亡的知識分子們又紛紛回到了南京，並以勝利者的姿態鄙視所有留在中央大學的教師和學生，稱他們是國民黨“黨化”教育下的“偽民”、“偽教師”、“偽學生”。不是所有留在淪陷南京的人都是“偽民”，這是一個簡單的事實。可是，他們偏偏就這樣頭腦簡單了。
回到中央大學，他們繼續傳播倫理道德，繼續宣講專業知識，繼續研究高深課題。他們也拿起筆，寫下一路逃亡的艱辛，寫下他們在內地所遭受的飢餓與貧困，寫下他們苦難中偶爾作樂的趣事。他們不寫在他們逃亡內地之時堅守在南京的人們，那些貼標語、做地下工作並與日本軍隊鬥智、鬥勇的人們；他們不寫那些被拋的、無人組織的平民百姓，那些沒有來得及逃逸而被逐一槍殺、而被集體驅逐到長江邊遭遇屠殺的人們；他們不寫那幾位留在中央大學的講臺以唐詩宋詞將“我的祖國”種植在學生心靈、以中國先哲的思想激勵學生堅守祖國每一寸土地、以中華文化的獨立精神號召學生做頂天立地的中國人的教師們——黃光年、方有興、楚汴水、蔡八斤、李道凡……從內地平安回到中央大學的外國文學專業的教授在課堂上大談巴別爾的《路》，大談猶太人的不幸，說，“對於猶太人的死難，那些逃亡的知識分子不在場，都是外人。”
對於南京大屠殺，那些逃亡的知識分子也不在場，他們也都是外人！
收容難民並記錄南京大屠殺的是外國學者、外國記者。幫助難民併為難民醫病、療傷的是堅守在淪陷南京的教師、大學生和醫生們。在淪陷的南京，中央大學的師生不畏日本軍隊的槍林彈雨，抗議日本的親善共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