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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真實看法的記載。在此，他們都認為根據勞動部的檔案，東湖區法院應該開庭，特別是中院已經專門發文指示補救，並強調加緊的情況下，郭嵐不應該延誤辦案，應負主要責任。
萬檢察官仔仔細細地看了這兩篇日記，然後說：“這我相信你，但這些日記不能作為證據，他們不承認，我也沒有辦法。”
“這些情況在當時我也不可能去錄音，至少我不可能自己寫的日記去騙自己。”對於魏群是否為枉法裁定，我接著說：“她是在已知國家法律有明文規定的情況下，不向上級講清楚，沒有一個人民法官所應有的責任心，為了終結訴訟，套用不到國家法律，竟把法律當成兒戲，可隨意用上‘有關法律’四個字矇混老百姓，從而導致了違背法律的裁定，給當事人造成了嚴重損害，就退一萬步來說，也至少有過失行為。”
“中院法官在江拖搞破產清算時，像這些法律規定也應該懂，東湖區法院說，魏群以及民事庭庭長在向中院請示時，都講了是勞動爭議案件，導致訴訟的錯誤終結，應該是中院經濟庭的責任。現在追究起來，情況非常複雜。”萬檢察官分析。
“這裡講的僅僅是認為應該，當然就不見得就是。我也理解，中院法官也不是個個都對每條法律法規都記得很清楚，在下面的法官，既然已經知道了國家有這麼一份法律檔案，就應該如實向上面提出來。這件事畢竟已對我造成了嚴重的損害，侵犯了我作為一個公民的合法訴權，不管是誰的責任都應該明確。我認為，是誰裁判就應該是誰負責，總不應該讓我這個受害者來承擔責任，甚至連我預交的兩千多元起訴費也給抹掉來。”
“這說得也是，我們檢察院辦案也是哪個辦案就是哪個負責，法院應該賠償你的損失，那兩千多元訴訟費法院也不應該收你的。”
我們又查了查中院那個終止與江拖經濟有關的民事活動發文的依據。《破產法》的條文裡沒有，估計與勞動爭議案的訴訟無關，而事實上，《民事訴訟法》、《企業破產法》和勞動部檔案都明確規定應該開庭，這些我們兩人都看到了。
萬檢察官說：“我們市檢察院要做的工作，主要是對東湖區檢察院那份決定書的複查，東湖區法院魏群不跟你開庭，我們也對她進行了批評，魏群對我們說，她跟秦付根無冤無仇，哪裡會不開庭呢？她若不是有中院經濟庭的那個檔案的誤導，作出了這樣的裁定，現在隨便判她多大的罪都可以，她也會認。中院的那份檔案雖然沒有寫明是指秦付根的勞動爭議案，但她也去作了請示，她只是執行上級的指示而已。”
“人民法官的審判活動是不受任何行政組織、社會團體和個人干預的，這是國家和人民賦予他們的神聖的執法權利，執行的應該是國家法律的明文規定。如果說上級的指示有違於國家的法律，就更應該把已知應當開庭的法律條文向上說明。何況在我提出申請再審後，中院已有正確的明文指示，東湖區法院又為什麼仍然不及時加緊執行呢？”
“魏群可能也講了法律檔案的規定，中院的內部管理也太混亂了，檔案發的又籠統，中院在再審時糾正後的發文，連中院紀檢主任現在都說不知道，梁洪還表示要去查一查是哪個部門發的，還是我告訴他是書記官處發的，再審是由書記官處負責。再說中院有法官在江拖破產清算組，據說他們也不知道中院有後來的這個發文。”
談到勞動爭議案如果開庭的話，萬檢察官說：“江拖已在破產清算，開庭只能說對你有利，並不見得就有很大的好處。”
“那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首先就可以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洗清江拖無辜除名帶給我的恥辱，恢復編制，然後續辦已停止的社會養老保險，補償工資，挽回一定的經濟損失，還有可能解決安排工作。”
“江拖資不抵債，哪有可能給你那麼多的工資補償？”
“在《企業破產法》裡有明確規定，對於破產企業職工工資的補償，排在該破產企業所欠稅款和破產債權之前。”
萬檢察官又問：“當時魏群拿裁定書下來的時候，你為什麼不去上訴，而要去申請再審？”
“根據《民事訴訟法》的規定，終結的裁定不能夠上訴，只可以提起再審。”
我把《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條第一款第（六）項、第二款和第一百七十八條翻給萬看，繼續說：“本來我還想要求你們檢察院抗訴的。當時還找過這裡。”
“一審又不可以抗訴。”
“如果是可以上訴的裁定，當然也不需要抗訴。”說到這裡，我又翻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