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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算什麼證據，若以‘反饋材料’為證，那就更可以除你的名。”
我很憤怒，前車可鑑，對於這樣的法官不能再忍讓了，便很不客氣地說：“你講可以除我的名，也要有法律依據，否則我同樣可以起訴你。”
“人家江拖在九五年就除了你的名，廠裡就已經發了檔案。”
“那份檔案沒有公章，是不能生效的決定。”
“那總是廠裡的檔案啥，一樣可以除你的名。”
“凡是看了那份檔案的人，除了江拖的當事人，還沒有誰說過是有效檔案。你說這樣的檔案可以除名，那就是說這是一份有效檔案？”
“我可沒有說那份檔案有效呵，我沒有講呵，真是心臟病都要被你急得嚇出來。”吳法官慌忙分辯說。
“這是講那份檔案是有效還是無效的問題，在省政府辦公廳、市政府信訪辦、市檢察院，都講是無效檔案，市中院在清算組的法官、中院的書記官處都講可以開庭，……”
“我不管哪個辦公廳，你說清算組的法官講可以開庭，我們現在可以打電話去問。”吳打斷我的話說。
說著，他按響了桌上電話機的擴音，發出了“……嘟……嘟……”的聲響。
我一愣，乾乾脆脆地說：“好！我們可以問問中院在清算組的焦宜松法官。”說著，我拿出了通訊錄，找出了江拖的電話號碼，連按了幾個鍵號，再連聲追問吳法官說：“這電話要不要打啦？是真的要打還是不要打啦？”
吳法官進退兩難，不敢吱聲，愕住了一會，又說：“中院的書記官是書記官，不是法官，法官是法官，書記官是書記官，是有區別的，中院的法官個人也不能代表中院。”
“不管怎樣，你總不能就這樣拖下去吧，也不管你對這件案子是怎樣的看法，怎樣的處理意見，總要幫我快點處理一下吧？等到江西拖拉機廠連這個單位都沒有了，我還需要你審什麼？”事情已經到了這個地步，我也管不了許多。
“好嘛，你要我辦啥？我馬上就可以辦，就說是證據不足，我就要你跟我拿出無章決定無法訴訟的證據來，你有這些證據，我現在就可以跟你開庭，包括跟你補發工資。你找過法律部門的人，你叫他到我這裡來作證。”
我知道他這是跟我在出難題，也實實在在地說：“在法律部門，我是找過西湖區法院行政庭的一位法官，已經好幾年了，人家怎可能為我作證，這不是為難我嗎？”
“你看，這是屬於民事案件，怎到行政庭去了呢？你當時只是去諮詢？”
“是呀，當時是以為屬於行政案件，你若硬是要我找他來作證，恐怕他不大會來，要不我可以同你一起去，我沒有辦法叫人家到這裡來為我作證，你什麼時候會有時間？這兩天行不行？”
“不行，我這些天都好忙，法院每天下午都要為元旦唱歌排練，桌上還有這一大堆的事情要做。”
“我怎樣跟你聯絡？你的電話號碼是多少？”
說著，請他給我一張紙。他不肯拿，說這裡都是辦案用紙，也不說號碼。
我即拿過他的筆，準備往手上記，一再問他，他才勉強說了。我找筆筒來給合上，他一把搶了過去，一副氣呼呼的樣子。
該案被延誤審理的可能已經日趨明顯，並逐漸趨於事實，第二次終結訴訟的裁定將真正的擺在面前，到哪時，我還能說裁定有誤嗎？
我無法按捺，於當天中午向南昌市中級人民法院寫了情況的反映報告：
本人十一月十五日請求貴院對東湖區法院《東民初字（2000）1198號裁定書》提起再審的申請，感謝貴院很快發回東湖區法院複查再審，十一月二十八日到該院得知在經濟二庭，當時就找了負責此案的郭嵐庭長。
十二月一日，郭嵐與一位姓吳的法官跟我一見面就責怪為什麼不在中院再審，又說裁定書確係錯誤，當時就應該找院長，現在弄得他們難辦，他們同樣也可以找其他理由不開庭。
我忍受著其各種抱怨和責怪，耐心地回答了針對裁定書以外的有關程式方面的多方詢問。在作了筆錄後，為有利於審理，我於十二月五日又交了《有關詢問情況的詳細說明》，再三陳述時間已經不多了，請儘快給予審理。
可是拖到今天，無任何動靜，江拖的破產清算在下月即有可能處理完遺留問題，這樣延誤下去，不又成了裁定書上的終結，我何需請求提起這個再審。
今天，十分焦急的我找到郭庭長，郭叫我去跟吳法官說。吳很不耐煩，說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