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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難收商稅，這也是無計可施的，若是地方開了關卡，徵收過往商旅的厘捐，給地方有些補給，軍費上咱們也能鬆快些，不過，凡事須有規矩，昨個勝保在安徽上了摺子，裡頭說‘可否請旨飭下各路統兵大臣，會同本省鄰省各督撫，會同地方官及公正紳董，仿照雷以諴及泰州公局勸諭章程，悉心籌辦。官為督勸，商為經理，不經胥吏之手，自無侵漏之虞。用兵省份就近隨收隨解，他省亦暫存藩庫，為協撥各路軍餉之需。’倒是出了幾個好建議：一是以統兵大員為主，各地方官只是會同；二是以公正紳董經手；三是以濟軍需為名，隨徵隨解。”
“皇上，這其實就是商稅，只不過沒有商稅的名義罷了。”在咸豐朝財政大危機之際，許多官員也有徵商稅之議。咸豐三年，戶部也獲准擬定了具體辦法，準備先在北京試行，然後推廣到全國。但北京的商人們聞訊後紛紛以關閉相抗，市井蕭條，民眾不便，最後不得不取消。
“若是商稅，可不能操於地方之手，到時候朕的命令就出不了圓明園了！”皇帝驚恐了起來。
“無妨的，皇上，如今且要滅了發逆再說，若是到時候天下太平，商旅們也要鬧起來的，目前先頭疼治頭吧。”
清承明制，國家收入的三分之二來自於地丁。永不加賦的祖制，又使之失去了擴張性。此外雖有鹽、茶、礦、關、酒、當、契、牙諸稅，但除鹽稅外，其餘稅目徵收額很小。這種落後的稅收制度，使國家財政依賴於農業。本來產出有限的土地，因官府種種名目的加增（大多為中飽，中央財政沾潤很少）受到越來越多的榨取，農民甚至地主都無力承受。而利潤頗豐的商業，卻長期處於輕稅甚至無稅的狀況。這種不合理的現象產生了兩大嚴重後果：一是國家在商業中獲利甚微，為保證其財政收入，一直採取重農輕商的政策，傳統的農本主義的經濟思想一直占主導地位，商業得不到國家扶植反備受打擊。二是獲利的商人成為各級官吏搜刮的物件，各種陋規和攤派多取自於商人，一些商人也結交官府，謀取超經濟的優勢，如廣州的行商、揚州的鹽商即是，這使得正常的商業秩序久久不能建立起來。與宋代已經取得的城市經濟和工商業興旺的成就相比，明清的工商業未能達到其應該達到的水準。
“所以臣妾覺得俸祿不可減少，鑄銀幣、開捐例、設厘金這三個倒是極好，而且臣妾有雕蟲小計，可以三者並使，損害最小，效果最大。”
“皇后你說，”咸豐皇帝如今是對杏貞心服口服，如此批摺子幾日，就精於政務了，提起了硃筆，“朕給你記著。”
“捐例者，一省之內無需再捐厘金，出省再交厘金；厘金捐例者，許用銀幣交付，如此增加銀幣流動之效；鑄銀幣者捐例者，均操之中樞之手，權柄不下移。”杏貞奉了一個桂圓茶給咸豐，“皇上以為如何？”
“朕看以後這摺子就都你看著辦罷了，”咸豐皇帝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了一句，還沒等杏貞回話，外頭楊慶喜跌跌撞撞地爬了進來，咸豐皇帝惱怒地瞧著手忙腳亂地楊慶喜，“混賬東西，沒瞧見朕和皇后說話嗎！”
“萬歲恕罪！外頭的軍機都到了，說是黃河，黃河決口了！”楊慶喜大聲叫道。
一聲脆響，皇帝手裡的蓋碗掉在了地上，碎成了幾片，桂圓茶灑地滿地都是。
十六、財源水患（一）
清朝的財政體系是一種相當落後的制度：每年的財政收入是固定的，約銀四千萬兩，主要來源於地丁錢糧；每年的支出也是固定的，近四千萬兩，主要用於官俸兵餉。其基本特點就是量入為出，而由此引出的最大弊端，就是缺乏彈性。一切都是固定不變的，為政者沒有錢去開辦新的事業，而一旦遇到天災**，如水災、旱災、蝗蟲、戰爭、瘟疫，政府的收入銳減，支出劇增，往往會引起財政危機。但這種制度最初推行時，似乎效果還不錯，康熙、雍正兩朝明主的精心管治，使戶部的存銀最高時達到七千萬兩，但經好大喜功的乾隆帝大手筆開銷，到嘉慶帝時，存銀已經不多了。川楚白蓮教起義、準格爾叛亂、鴉片戰爭，再加上黃河多次決堤，清政府的財政已陷於窘境。咸豐帝一上臺，就想清清自己的家底，管理戶部事務的大學士卓秉恬向他報告：國庫存銀僅八百萬兩，而且“入款有減無增，出款有增無減”，入不敷出，為數甚巨。
戰爭是吃錢的怪獸，其消耗量大得驚人。可清政府財用的匱乏，似乎沒有影響咸豐帝鎮壓太平天國的決心。他從戶部銀庫中支撥，從各地封貯銀中調解，從內務府“私房錢”中發給。與先前和之後的列朝皇帝不同的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