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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自己只熬了一年就能學以致用，已經是足夠幸運了。
我的新領導姓黎，三十來歲，並不是科班出身，但業務能力很強，是從基層的刑警隊長一路憑實力做上來的。我和他談了自己讀研究生的事情，並把新學期的課表給他看了，他說已經聽政委談過，最近事情不太多，讓我有課儘量去上，沒課的時候就自覺過來上班。這讓我欣喜若狂，慶幸自己一直遇到的都是好領導。
黎科長當時正收拾行裝打算到香港開會，據說是由公安部經濟犯罪偵查局和香港商業罪案調查科合辦的二○○○年內地—香港信用證詐騙案辦案研討會，邀請的都是內地經濟犯罪偵查方面的業務精英。我們處當時剛好偵破了一起震動全國的信用證詐騙案，黎科長即是主辦人之一。
行內人都知道信用證作為一種常用的國際貿易結算工具，涉及外貿合同、提單、保險和票據各個方面，對辦案者經濟和法律方面的知識要求很高，這個案子辦成後一度成為全國各地公安機關辦理類似案件的範本。我很為能在一個這麼有能力的領導手下做事而自豪，並決定今後一定要以黎科長為榜樣，爭取能獨立辦出幾個轟動全國的大案來。
十月，科長去香港開會。我則返校讀書。
法學院的生活是緊張而有序的，先生們對每個學生都嚴格要求，每次開出的書單都要求我們認真讀完並定期檢查讀書筆記，那段時間自己閱讀了大量理論書目，並開始努力培養自己獨立思考、不盲目崇拜權威的習慣。誠如一位學者所言：“理論的預測一定要可能被事實推翻，不可能被事實推翻的理論，是沒有解釋能力的。換言之科學不是求對也不是求錯，而是尋求被事實推翻的可能性。”這些話鼓勵我無論是做學問還是做工作，都一定要堅持對事實負責，尤其是我所處的部門，動輒關乎別人的自由和前程，更是來不得半點主觀臆斷和個人顏面得失方面的考量。
和師兄聊起我的這些想法，師兄開玩笑似的問我：“為什麼不加上‘對真理負責’呢？”我反問他：“這世界上除了自然規律外真有永行不悖的真理麼？我們口中的所謂真理，只不過是具有被人解釋為真理的可能性罷了，能對事實負責，已屬不易。”師兄笑笑，說道：“你這種想法固然有道理，但是持著這樣的信念在司法機關呆，遲早有一天會把你小子給踢出來。”
德國啤酒、聯合國軍帳篷和坐檯時光
學校的日子過得很快，轉眼已經到了二○○○年的冬季。課漸漸少了，我正式回單位報到，科長見到我也很高興，說正愁沒人做事呢。鑑於我還沒有辦案的實際經驗，科長安排我先試著做一下接待工作，順便熟悉一下我們這裡的案子。
第二天，科裡的同事幫我把辦公桌搬到案件接待室，坐我對面桌的大軍怕我心裡有想法，安慰我說：“哥們兒，把你擱這兒不是要冷落你，多在這兒吵幾次架保證你對民事糾紛和經濟犯罪的認識達到一個新的境界。”我笑著看看他，開玩笑說：“我知道我這兒可是經偵第一崗，我要是沒把好關你們以後準得落個干預經濟糾紛的罵名。”大軍他們見我並不以為怪，又瞎聊了一會兒便各忙各的去了。
我很感激那幫同事，他們大多是一九九六年成立經偵部門時臨時招來的第一批大學生，這些年可以說每個人都辦過很多大案要案，但是由於內部論資排輩的慣例，他們沒有一個人有被提拔和立功受獎的機會，事實上他們這批人早已是處裡偵查辦案的骨幹力量。正因為都是從地方院校出來的，他們才能格外懂得我的心思，畢竟也是從一群剛剛邁出校門、懵懂無知的孩子一步步走到現在的。
就拿大軍來說，初看他就是一個不起眼的眯著眼睛的小個子，但是經他手抓過的那些江湖巨騙個個都上過報紙頭條。據內勤大姐說，大軍只有在訊問拒不交待問題的犯罪嫌疑人時小眼睛才會聚集逼人的冷光，而和同事相處時眼睛裡則是堆滿了和善。
從第二天起，我便開始穩坐在接待室裡，有人來了就接待和受理諮詢，無人過來則埋頭看書。常常被其他新來的同事稱為“坐檯先生”。
那段日子不覺間又目睹了世間百態。其實說是接待報案，大部分來訪的人反映的未必就是刑事案件的問題，比如有次有個商戶跑來反映一家公司欠他三十萬的貨款久拖著不還，請我們去封賬戶和抓人，我笑著問他：“借錢不還夠得上犯罪麼？如果沒有欺詐行為的話只能歸法院管了。您還是找律師寫訴狀幫你到被告所在地的法院去打官司吧。”
誰知道那位商戶倒振振有辭了：“他不還我錢我就得家破人亡，當然是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