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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大哥性子最像父親，遇到什麼事情都是不慌不忙，現在竟然急成這個樣子，肯定是出了什麼事情。
“剛才有輛小轎車停在村口，下來幾個縣裡的幹部，說是什麼統戰部的，到處問鍾建軍家在哪，你不是最近去了一次縣城嘛，是不是得罪了什麼人？”鍾建國向放下碗筷的鐘石母子二人點了點頭，就急忙對鍾建軍說道。
“啊？縣裡的幹部？”鍾建軍心裡不禁“咯噔”一聲，變得不安起來。
這年頭政府幹部對普通老百姓，無疑是非常有威懾的。華夏自古就有“民不與官鬥”的傳統，剛剛經歷了數次整肅運動，剛過上幾年好日子的老百姓，一聽到有幹部來，心裡自然會驚慌。
二人正說著話，就聽到門外圍觀的人讓開一條路，鍾老爺子手拄著柺杖，抖抖索索地走了出來，鍾氏兄弟一見，趕緊迎了上去，一左一右地扶助鍾方卓，不約而同地問道：
“爸，你怎麼來了？”
“二子，到底是怎麼回事？是不是得罪了官府的人？”鍾方卓用力搗了兩下柺杖，焦急地問道。
鍾方卓已經六十多歲了，腿腳有點不利索，所以隨身帶著一根柺杖，不過他身子還算硬朗，生活自理沒有問題，所以和老伴住在一起，並沒有和兩個兒子一起同住。
“沒有啊！”鍾建軍這下也有點懷疑起自己來，到底是不是在縣城做過什麼，自己給忘了。
見到自己的大伯和公公先後前來，劉蘭趕緊收拾收拾，將兩人迎到堂屋，又端上兩碗開水，這才拉著鍾石退了出去。農村有這樣一個習慣，在男人們說事的時候，女人和小孩不宜留在現場。
三個大男人在屋裡商議著，而圍在鍾家外面的人也是指手畫腳地議論紛紛，不過還沒等到堂屋裡的男人們商量出什麼來，小轎車就“滴滴”地開到了鍾家門口。
這是一輛白色的大眾桑塔納，在當時只有有錢人或者當官的人才能坐得起，一般人根本買不起。圍在鍾家門口的人見汽車駛來，紛紛躲到一邊，讓出一個大大的圓圈。有小孩的人家更是緊緊拉住小孩，生怕他們胡亂跑動，不小心碰壞這輛車。
從車上下來三個人，一個是三十歲模樣，留著半寸頭的司機，他一下車，就趕緊跑到另一邊，把車門開啟，順手接過另外一個領導模樣的人的皮包。
那個領導約莫四十歲，戴著一副大大的黑框眼鏡，身上穿著皮夾克，也不顧這是能熱死的夏天。
最後那個出來的人，看不出年紀來，不過他戴著一副金絲邊眼鏡，身上穿的是修身的西裝，向後梳著的頭髮反射出奪目的光芒，和他腳上的皮鞋一樣閃亮。
“喂，這是鍾建軍家嗎？叫他趕緊出來，有外賓來你們家！”那位領導一下車，就朝著周圍圍觀的人群嚷嚷道。
看熱鬧的人不約而同地發出一陣鬨笑，笑完之後又齊齊向後退了兩步，就是沒有一個人回他的話。
給這幫鄉下人這麼一番嘲笑，領導臉上掛不住了，他惡狠狠地大聲喊道：
“誰是鍾建軍啊，快點出來！”
“我是鍾建軍的家人，你們找他有什麼事嗎？”劉蘭拉著鍾石迎了上來，唯唯諾諾地對那個問話的男人說道。
“你就是他家人？”領導瞧了瞧劉蘭，撇了撇嘴，然後一指身後的西裝男，“這位是香港來的廖先生，找你家的鐘建軍有點事，你快點叫他出來！”
事到臨頭也避無可避了，劉蘭只能將幾人帶到自己的家中。
“居然搞出這麼大的動靜，這年頭有個外賓的身份就是好啊，連一個小小的港燦都能指揮當官的！”緊跟在母親身後的鐘石不無惡意地想道。
不過他倒是想錯了，這位廖先生也算是小有身家，憑著這幾年在香港和大陸之間倒賣古玩，他積累了一筆不小的財富，這才能在兩省一市到處設廠，受到地方政府的禮遇。
在50年代到80年代，由於華夏國內環境的持續動盪不安，很多人從大陸逃到香港，其中有很多人後來變成了大名鼎鼎的人物，如劉夢熊、金庸、倪匡等。其中在1957年、1962年、1972年、1979年就發生了4次大規模的逃港潮，人數多達50萬人，這也被認為是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歷時時間最長、人數最多的群體性逃亡，史稱“大逃港”。
廖承德正是在62年從深港逃到香港的，他親眼看見一個同鄉在他面前被邊防軍打中，腦袋像西瓜一樣突然爆裂開，一個活生生的人就這樣死在他面前。他當時嚇得渾身發抖，到了香港之後，他發誓這輩子再也不會回來大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