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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當然知道，他們恨我，是由於我這個榜樣的存在，將使他們回家後遭受一場厄運，或者腦袋被晃、耳朵被揪；或者臉蛋被拍、屁股開花。這讓我很於心不忍。在老師們的諄諄教誨下，我已經變成了一個集體主義觀念很強的人，不喜歡個人英雄主義。於是，為了體現大家有難同當的集體主義氣概，我在學校裡開始了全面搗蛋。
我的搗蛋，完全是有的放矢：偉大領袖和導師教導我們，德、智、體全面發展，才是一個真正的“三好學生”，那麼，只要我德育和體育都過不了關，自然就會失去年年拿“三好”的資格，不再成為他們的榜樣。如此一來，他們自然也就不會因我而再遭受“老兔崽子”、“老王八羔子”們的毒手了。
我認真地衡量過自己：體育方面，我是不用刻意做作的，除了下河摸魚、上樹捉鳥，我對體育向來沒興趣，體育課上，跳高鑽桿子底、跳馬往上騎是我的“強項”。如果一定要說我體育好，除非把打架也算成一項體育運動，這方面我確實比較積極、活躍，拿板磚拍人、用彈弓射人從來沒有二話。但老師們只要沒吃錯藥，估計還不至於這麼算，所以，關鍵是在德育上，我得表現出缺德才行。當時之際，正好學校開展轟轟烈烈的“五講四美三熱愛”活動，老師要求我們做到“見了老師敬個禮，見了同學問聲好”，藉此機會，我展開了行動。
先是“見了老師敬個禮”。我對老師是這麼“敬禮”的：上課鈴響過後，我把教室的門開啟一條縫，將裝垃圾的箕斗放到門頂上，笑嘻嘻地等待老師推門而入。幾次下來，老師對這頂隔三差五就會從天而降的“禮帽”十分惱火，聲稱逮著是誰幹的，一定嚴懲不貸。我心裡十分高興，就等待著接受嚴懲，可待查清楚是我乾的，他們就變卦了，只是把我叫進辦公室，說了幾句什麼“不要跟差生學壞”之類，就沒了下文。我頗感失望，就加大力度，往箕斗裡裝垃圾。於是，老師在“戴帽”過程中，還得順便領略一下“雪花那個飄”的滋味。可是，效果還是不大，在遭遇了幾次後，老師們個個都學了乖，他們每次進教室之前，會先唱一出《渡江偵察記》，先踢門，再進門，輕而易舉地破了我的招數。他們就是不追究我，反而責罵起我的同學、玩伴們來，把他們當成了教唆犯。
“敬禮”不見效，我只好轉向對同學們“問好”。為了把事情做到讓路人皆知，我想了個損招：趁大家躺在課桌上面午睡之際，把男同學的小弟弟從褲襠裡掏出來，在根上繞一圈絲線，打上活結，再把絲線的另一頭，牢牢繫到該同學的手腕上。這個節目，我將它叫作“提線木偶劇表演”。其靈感來源於：只要該同學的手一動，就會猝不及防地拉扯到小弟弟，痛得齜牙咧嘴，一蹦三尺高。而那一蹦間的風景，像極了機械跳動的木偶。
搗蛋的時間一長，老師們終於明白，一切均是我自為，背後確實沒什麼“教唆犯”，於是，我的種種劣跡，開始廣為流傳。可奇怪的是，學校並不因為我的搗蛋而從此不給我“三好學生”獎狀，很多人也堅持認為，我依然是一個值得孩子們學習的榜樣。學校方面的“為什麼”，我一時搞不清楚，但別人為什麼堅持要把我當成榜樣，我很快就得知了原因：因為我們當地民間有句俗語，叫“寧養作天禍，不養阿彌陀”。
所謂民俗，很多時候就是人民的信條。比如這句話，它的表面意思是，寧願養個會惹下彌天大禍的孩子，也不願他像泥塑菩薩般，木訥到一棍子都打不出個響屁。其中的道理是這樣解釋的：孩子會惹禍，說明孩子機靈聰明。這就很明瞭了，我十分善於惹禍，而且搗蛋行為還創意無限，當然更是聰明中的聰明。就這樣，我白忙乎了一場，不僅沒能阻止住“小兔崽子”、“小王八羔子”們的腦袋被晃、屁股被揍，還被人們賦予了更高階別、更加明確的預言。他們斷定，我的未來前途，肯定會比我的父親還要金光燦爛。
我父親在當時，是個正師級軍事指揮官，也是這支駐地部隊的最高首長。正師級軍官在如今，實在不怎麼稀罕，僅靠扯開嗓子唱幾首不知所云的歌，扭扭屁股跳幾個形似抽風的舞，都能隨隨便便地混上；可在那個年代，是不大可能發生的，能升到這一級別的軍人，靠得基本都是實打實的軍功。其成長過程，正如唐代曹松所云：澤國江山入戰圖，生民何計樂樵蘇。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以我父親來說，他十五歲時參加抗日戰爭，二十三歲參加解放戰爭，因軍功卓越，不到三十歲成為團長；隨後，又率團入朝鮮參戰，無數次看著身邊的戰友倒下，無數次在戰場上從死人堆裡爬了出來，完全是一路血雨腥風，才一步步走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