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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字報”作為“中央檔案”下發，傳達到縣團級。經紅衛兵輾轉傳抄散播，迅速遍及全國。恰如《人民日報》社論所言，這張大字報“吹響了無產階級*的號角”，“炮打”、“炮轟”中央各黨政部門、各省市領導機關的浪潮從此喧騰翻滾而起。
毛主席發動“文化”的“大革命”雖非單純為了“奪權”。但運動一開始就指明瞭要奪權。這個觀點是明明白白確確實實的，在“文化”的“大革命”的兩個綱領性檔案——《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條》中都有明令（前者說“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裡的領導權”，後者講“要撤換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那裡的領導權奪回到無產階級革命派手中”）。*的多次講話更是念念不忘一個“權”字。毛主席本人一九七〇年會見美國朋友斯諾時也說：“那個時候的黨權、宣傳工作的權，各省的黨權、各個地方的權，比如北京市委的權，我也管不了了。”權力是掌握在人的手裡的（儘管它有時是以一個階級、政黨、組織、機構、團體的名義），要奪權，就得把掌握權力的人打倒。所以，伴隨著“運動”的深入發展，一批批黨政領導人被揪鬥、打倒、靠邊站、進牛棚，甚至關監獄、*致死。
在“文化”“大革命”還沒有全面展開的一九六五年十一月至一九六六年四月，彭真、羅瑞卿、陸定一、*四人既以不同的問題分別給予批判，後來硬被聯絡起來定為“反黨集團”，無疑是為“運動”之火投入了助燃劑。
“運動”全面深入展開以後，首先受到衝擊的是各大、中專院校的黨政機關及其領導人物，接著依次是廠礦、企業、縣、區、農村各級領導，然後是市、地、省、中央部委各級領導。至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底，黨中央發出《關於黨政機關無產階級*的意見（初稿）》之後，全國上下（大約只有野戰軍除外）各級各個黨政機關和其領導人大多被打成“舊政府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急先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或者“修正主義分子”。神州大地處處是冤獄，處處見冤案，處處有冤魂。
*、江青等人並不以此為滿足，他們繼續製造各種名目，藉以打倒黨的各級領導幹部，為其篡黨奪權掃清障礙。從一九六七年三、四月份起又陸續展開“抓叛徒”活動。“抓叛徒”活動正式開始於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黨中央印發《關於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人自首叛變問題的初步調查》之後。繼天津南開大學“揪叛徒戰鬥隊”“發現”了六十一人組成的叛徒集團後，各地的“抓叛徒”群眾組織和各種各樣的專案組，將幹部中已有歷史結論的問題又統統翻出來，甚至無中生有、栽贓陷害，又製造了一大批冤假錯案。他們誣稱有一條“劉少奇叛徒集團的組織路線”，從而造出了“新疆叛徒集團”（株連一百二十九人）、“東北叛徒集團”（株連七百餘人，加上親友、工作人員，不下數千人）、“南方叛徒集團”等等重大冤案。竟連周恩來都未能倖免（即所謂“伍豪等啟事”）。在“抓叛徒”的旗號下，許多過去在敵人統治下英勇鬥爭、功績卓著的共產黨員，許多冒著生命危險為黨做了特殊貢獻的黨外人士，統統被冠以“叛徒”、“特務”之罪名加以*，有些慘遭摧殘致死或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電子書 分享網站
十三 爭權奪力 同室操戈今勝者（二）
劉少奇是“文化”的“大革命”運動矛頭所指的最大目標。對他除了公開的批判之外，還秘密設立了專案組製造偽證。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在康生、江青、謝富治的直接控制和指揮下，就成立了以審查劉少奇夫人為名的“王光美專案組”，企圖首先把王光美打成國民黨特務，再誣陷劉少奇為美國戰略特務。一九六七年三月，康生利用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等六個組織蒐集的誣陷劉少奇的材料，給黨中央寫報告，聲稱：他已掌握確鑿證據證明劉少奇有歷史問題，被捕叛變過，建議對其立案審查。此報告三月二十一日得到毛主席批准。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經毛主席審閱修改的文章中，以“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代替劉少奇的名字，給他加上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反動資產階級代言人”、“帝國主義買辦”、“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反革命的應聲蟲”等罪名，說劉少奇是“假革命、反革命”、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緊跟著，中央各報刊發表社論，號召開展“革命大批判”，徹底批判“中國的赫魯曉夫”。五月八日，《紅旗》雜誌、《人民日報》發表了《<；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一文，這是經黨中央政治局討論透過的編輯部文章，該文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