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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階級革命派一邊，堅決支援和援助無產階級革命左派。”要求軍隊“凡是真正的無產階級左派要求軍隊去援助他們，軍隊都應當派出部隊積極支援他們”。以後毛主席又給軍隊增加了“軍訓”、“軍管”、“支工”、“支農”的任務。這即是當時統稱的“三支兩軍”工作。
在上海“一月革命”的帶動下，在毛主席和黨中央公開支援下，全國各地的“造反派”聞風而動，奪權之風迅及全國。
首先行動起來的是山西省。原山西省委負責人之一劉格平組織起“山西省造反總指揮部”。於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發出第一號通告，宣佈“自即日起接山西省委對*的一切領導權”。
其次是山東省。原青島市副市長王效禹與康生之子張子石，於一月二十二日奪了青島市的黨政大權，然後率眾到濟南，在山東地區駐軍的支援下，奪了*山東省委和省人委的權，並於二月三日建立了山東省革命委員會。三月二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革命的“三結合”是奪權鬥爭勝利的保證》。社論說：“只有革命的‘三結合’，才能及時地識破階級敵人的各種陰謀詭計，實現軍民配合，粉碎他們的假奪權、反奪權的罪惡活動。”所謂革命的“三結合”即：“廣大革命群眾和革命群眾組織，是奪權鬥爭的基礎”；“革命領導幹部，對於奪權鬥爭的勝利起重大作用”；“人民解放軍是無產階級革命派最強大的靠山”。
從此，“三結合”就成為建立革命委員會的一條最基本的經驗。後來毛主席又說“三結合”要以幹部為主，老、中、青要以老為主。因而各地各級革命委員會的第一把交椅——革命委員會主任，一律是原來相當級別的“老幹部”。在這種形勢下，廣大領導幹部，不論被“打倒”的，“靠邊站”的，還是躺進療養院的，紛紛寫大字報表態——“亮相”，而其中絕大多數是亮在了“造反派”一邊。以感情而論，他們是親近“保皇派”的——畢竟他們是自己的嫡系，也實實在在為自己拼搏得很苦。但是他們大多數人的抉擇完全是理智的，不論其是迫於形勢，抑或是處於自己的覺悟。當年姚文元給毛主席的報告中說：大約百分之九十的幹部和黨員站在造反派一邊。這個數字不見得很準確，但至少可以說明當時大多數人認為造反是正確的。
再次是貴州省，原省軍區副政委李再含組織了“貴州省無產階級造反總指揮部”，於一月二十五日發表通告，宣佈接管中國共產黨貴州省委和貴陽市委、市人委，通告說：“一切權力歸造反派”。
然後是黑龍江省。原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在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紅色造反團”和哈爾濱工業大學建築工程學院、黑龍江大學、哈爾濱師範學院、軸承廠、量具刃具廠、鍋爐廠、一機廠等造反派的支援下，於一月三十一日召開了誓師大會，奪了中國共產黨黑龍江省委、省人委的權，宣佈全省的臨時權力機構——紅色造反者革命委員會誕生，一切權力歸革命委員會。
以“革命委員會”命名奪權後的權力機構，黑龍江是首創，得到了毛主席的認可，稱讚：“革命委員會好”。 txt小說上傳分享
十三 爭權奪力 同室操戈今勝者（五）
由上海開端，山西、山東、貴州、黑龍江的一市四省都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份內進行了奪權，而且得到了中央的肯定，《人民日報》分別發表社論表示了支援，這就構成了一九六七年春全國奪權的第一個高潮。不過，這些奪權也都歷經坎坷和反覆。除了上海，山西省奪權後矛盾也不少，直至兩個多月後的三月十八日，省革命委員會才正式成立。黑龍江省的問題尤其嚴重。支援潘復生奪權的學生造反派見自己在革委會中的席位太少，且不被重視（革委會中學生造反派僅有一席，而且不過是個小常委），他們感到被欺騙了、被愚弄了、被侮辱了，於是他們憤怒了。在省革委會誕生的當天，就在全哈爾濱市貼出了“炮轟”它的大標語：“萬炮齊轟‘兩結合’的假‘革命委員會’！”“東北新‘鼠’光好景絕不會長久！”（黑龍江革委會成立時，《人民日報》發表的社論題為《東北新曙光》）“我們要展開第二次奪權鬥爭！不獲全勝，誓不收兵！”於是，“炮轟派”就此形成。潘復生對“炮轟派”學生實施了嚴厲的鐵腕政策，把他們統統打成“現行反革命”，下令逮捕、通緝。這樣，“炮轟派”就更加憤怒了，他們由公開而轉入地下，四方呼籲，八方串聯，爭取同情與支援，伺機東山再起。被結合進省革委會的學生造反派代表，哈爾濱師範學院的範正美，以潘復生*為“東北新曙光”浴血奮戰並立下汗馬功勞的造反派戰士為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