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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了，革命靠什麼？現在是全國範圍的大逼供信。陳毅針對*、江青一夥攻擊、誣衊朱德、賀龍的活動說：如果說我們的解放軍是在“大軍閥”、“大土匪”領導下打仗的，怎麼能解釋人民解放戰爭取得的偉大勝利？當晚，陳毅對歸國留學生代表發表了長篇講話，他說：現在有些人作風不正派。你要上去，你就上去嘛！不要拿別人的鮮血柒紅自已的頂子。八大的政治報告是政治局透過的，怎麼能叫劉少奇一個人負責？！朱總司令是軍閥，賀龍成了大土匪，這不是給我們的黨抹黑嗎？這樣一個偉大的黨，只有毛主席，林副主席，周總理，康生，陳伯達，江青是乾淨的？承蒙寬大，加上我們五個副總理，這樣一個偉大的黨，就只有這十一個人是乾淨的？！如果只有這十一個是乾淨的，我不願當這個乾淨的！陳毅最後又說：我們已經老了，是要交班的。但是，絕不能交給野心家，兩面派！不能眼睜睜地看著千百萬烈士用鮮血換來的革命成果付之東流。我還要看，我還要鬥爭！二月十七日，譚震林給*寫信，批評江青等人：“手段毒辣是黨內沒有見過的”。指名說江青“真比武則天還兇。”他說：我們黨被醜化到無以復加了。他表示：“我想了很久，最後下決心，準備犧牲，但我決不自殺，也不叛國。但決不允許他們再如此。”等等。可見，老一輩革命家與*，江青一夥是很尖銳的。
石元砥接著說：“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同‘四人幫’的分岐都是有著根本性質的，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命運與前途，也涉及‘浩劫’是非評價。所以也可以說那是一場試圖糾正‘文化’‘大革命’極左錯誤的鬥爭。”
“接下來呢？”林書梅問。
石元砥的嘴張了張，又閉攏了。
林書梅冷笑一聲說：“鬥爭要講策略，是不是？時勢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時勢，對不對？這話似乎都不錯，可是這與堅持‘黨性’如何統一？”
不錯。還記得，“四人幫”被打倒後，傳達黨中央檔案上有這樣的話：一高階領導人說到後來“四人幫”的主張能在政治局中得以透過，是我們考慮到某個人的身體，而沒有堅持。
“林書梅呀，事情過去幾十年了，還提它做什麼？”我說，“我們換個輕鬆的話題不好嗎？”
“你們是不知道，我一個人在外面常常想這些問題，想得頭痛，我就是想弄個明白。”
“那又何必呢？”
“不是說‘黨和國家，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嗎？可是為什麼問題一牽扯到某個人，大家就把嘴閉得緊緊的？”
我搖搖頭，說：“這個問題確實不比司分克斯之謎容易猜，也比哥德巴赫猜想更難解。”
石元砥微蹙的眉頭緊皺了一下，聲音異常低沉地說：“迷信，迷信個人，個人迷信。”
十四 白雲蒼狗 曇花一夢風光盡（六）
“浩劫”期間，神州大地對領袖個人的崇拜、迷信達到了登峰造極無以復加的程度。其深度、廣度、虔誠度，無一不使佛教、基督教、*教等無地自容。毛主席的話被尊為“最高指示”，一句頂一萬句，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連毛主席本人都說：什麼一句頂一萬句呀，一句就是一句。一九六六年十月起，全國颳起了一股“紅海洋”之風：農村田梗地頭、路旁道邊、河堤江沿、坡上川下、屋頂牆壁，城市各種建築物表面，還有隨處可見的特製的大標牌、牌匾……中國這片天底下，到處是以紅漆或紅塗料為襯底，上用金色或銀色的油漆或塗料寫就的“最高指示”或者大字標語（“浩劫”中天天喊的革命口號），在視覺上形成了“天是紅彤彤的毛澤東思想的天，地是紅彤彤的毛澤東思想的地”。更有些地方的路口不僅有“最高指示”標牌，還設有紅小兵（小學生）關卡，對過往行人逐個詢查，必須背誦或朗讀板牌上的“最高指示”後方可透過，一如當年“紅小鬼”的“哨卡”。“浩劫”期間，“最高指示”無處不在：公共場所、辦公室的牆壁上都寫著“最高指示”；當時出版的專業雜誌和書籍的扉頁、緒論或前言必有“最高指示”；小學生課本里則多是“最高指示”和毛主席著作；文化用品的裝飾圖畫差不多都被“最高指示”取代了。一句話，“最高指示”就是時代最強音！一九六七年以來，各地紛紛雕築毛主席塑像，或全身或半身或頭像，或水泥或岩石或銅鐵等，一時間各處大小廣場均增新景觀。各單位、團體和群眾組織都爭先恐後制制毛主席像章，小如分幣，大則如椰果，式樣紛呈，材料多樣（銅、鐵、鋁、瓷、竹等等）。家家戶戶屋子裡和辦公室中必有毛主席畫像懸於正面牆上。購買毛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