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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咦，你是不是搞錯了？我們有那麼多事情要做呢！”
“會休息的人才會工作。這是列寧說的。你都兩夜沒睡覺了，還不該去睡覺？”
“我一點兒也不困呢。
“少囉嗦！我送你走。”
“現在有車了，送我做什麼？”
“不行，現在行人稀少，你這麼一個小美人讓我怎麼能放心呢？”
“你沒正經。”我嘴上嗔怪她，內心卻十分感動。
“嗨，這也是大事，和革命同等重要。”林書梅不容我分辯跟著我上了電車。
接下來十多天我一直沒回校，都是林書梅晚上到我家裡互通情報。
後來，我們一起發展了我們的“紅衛兵團”，改稱“毛澤東主義八。一八兵團”。我們整整並肩“戰鬥”了一年零七天（從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一日到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這一年多，她大姐姐似的呵護我，照顧我：幫我買飯、洗衣服，陪我外出等等。最難得的是我們互為知己，彼此不隱瞞任何秘密，包括感情上的。“浩劫”前的學生不能談這個，它涉嫌“小資產階級”，有礙革命大志；這次“運動”所打造的“hongse恐怖”的氛圍，更讓人無可選擇地把“革命”放在第一位，甚而談及其他都是對“革命”褻瀆。
一九六六年十月，“保皇派”與“造反派”鬥爭正激烈，我父親因說“革命影響了生產，大串聯妨礙了鐵路運輸”，而被定為“現行反革命”。情況反映到醫大後，對立派馬上抓住不放，大肆攻擊我，妄圖以此搞垮“造反派”。這件事情對於我真如一盆冰水兜頭澆下，整個人都凍透了。不過，速凍的時間非常之短暫，最多不過幾分鐘，不，僅僅數秒鐘而已，我幾乎不假思索（似乎勿須思索——我的頭腦中早已經有了一個模板：在革命與親情之間只能選擇前者，這是革命的需要），就大筆一揮寫出一張《鄭重宣告》：白皪與父親斷絕一切關係，改名為王濤。從此隨母親姓氏。戰友們紛紛和我握手致意：“支援你的革命行動！”“我們同你在一起！”他們不少人捐錢給我（因為此後我沒有了經濟來源）。二元、三元……錢不在多少，難得的是那顆心哪！我當時淚如湧泉，真切地體驗到了“爹親孃親不如毛主席親，河深海深不如階級友愛深”！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在那特定的歷史時期，人們滿腦子的政治、階級、階級鬥爭、路線鬥爭，他們目光所及也幾乎無不是政治、階級、階級鬥爭、線路鬥爭。本來是正常的，可以被看做是異常的，而本來是異常的卻可能被當做正常的。但是，這種黑白的顛倒並非故意，而是由於看問題的立場、觀點、方法不同。由此而來，人們的情感也就變得超乎常理了。多少人僅僅為了觀點不同，竟然達到父子決裂、夫妻分手、朋友反目。因為在彼時看來，那不僅僅是限於“觀點”，而是立場、態度、方向的問題，也是信仰的問題，是忠不忠於的問題，是跟誰走的問題，一句話是“真革命”與“假革命”的根本問題。
然而，夜深人靜，不見了“hongse恐怖”，不聞了燙耳的口號，我的眼前全是父親各種神情、姿態的畫面，耳畔全是父親或嚴厲、或諄諄的聲音。我們兄妹三人，我居第二，是長女，似乎怎麼排也排不到我受寵。可是偏偏父親、母親都寵著我。家裡邊再困難也不難為我（我家並不富裕，但穿的、用的在同年齡的小朋友、同學中間卻是上數的）。一九六二年正是我們國家經濟困難時期，老百姓吃飯成大問題了。正巧，我和哥哥都要升學（我考高中，哥哥考大學）。父親實在支撐不住（當時祖父、祖母都在，母親又長期生病），給哥哥在鐵路上找個工作，剝奪了他考學的權利。哥哥不服氣：“妹妹可以考，我也可以考。”父親說：“你考可以，那別吃飯了。你呀，你是兄長，兄長可不是隨便當的。”我說：“哥學習好，應該上名牌大學的。還是讓我去上班吧。”父親說：“你針粗線細的，能幹什麼？再說你還沒成年，不要胡鬧。”那二年公務段一會餐，父親就用飯盒裝回幾塊紅燒肉或炸魚什麼的給我。我想這樣事情只有母親們才會做，可我的父親也能做。有一次我說：“爸，我們都不小了，你別當我們是孩子了。我們一家全靠著你，你別苦自己了。”父親說：“你這個歲數是長個兒的時候，偏偏趕上個困難時期，別把你耽擱了。”不錯，我們一家人個子都不矮，只有我剛剛過一米六的線。父親對我的關愛說不盡道不完，我也深深愛他，因此我寧可放棄名牌大學，而留在他的身邊……不知不覺，我哭出聲了。
“白……不，現在得叫你王濤了。睡吧！別再想了。”對床的林書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