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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老師，別提這些吧，”陳燦英以為仇老師是不滿意某些同學的背後議論，“你不是說今天還要討論詩社的事嗎？”
“你讓前面那些同學等一等吧，”仇道民對詩社的事已經考慮好了，他現在認為，由團支部牽頭，詩社的事就可以放心去辦，形勢畢竟有了不同，仇道民仰望晴空，不覺脫口讚美了一句，“今天的天氣多麼的好！”
大自然對生命具有強大的啟示和感召力量。仇道民又談起了詩與自然，詩與社會，詩與個性心理等方面的關係。
“曾明武——你們別太走快了，”陳燦英跑著去招呼走在前邊的同學，“等一等大家吧，還有事情要商量！”
曾明武一群人上了大路口，談的卻是另外的話題。他們剛才在一戶農家討茶喝，有個聾老頭把曾明武當成去動員他入社的幹部，他一臉不高興，口裡罵罵咧咧地：“查，查，就剩個褲襠沒查過，把什麼都查到社裡去了！”這便引發了同學們關於合作化辦得好不好，發展得快不快的爭論：
“我們那裡也有人對合作化不滿，說土地剛回老家，屁股沒落板凳又讓人拉去合作了，媳婦進門就鬧離婚，這媒婆光會哄弄人！”
“合作化高潮是幹部喊出來的，農民人入心不入，根本不自願。我們那裡有個死頑固，他日夜把土地證揣在懷裡，幹部一跟他提入社，他就拿出土地證，陰陽怪氣的問：‘這上面的名字沒弄錯吧？土地是我的，你怎麼比我還心急心憂呢，快別白操這份心了！’幹部們沒辦法，就把他那田地上方的水口堵死，莊稼沒有水，他只得去幾里外的山坑裡挑水灌溉，堅持了一個多月，有次把水桶摔破了，他才去找幹部說：‘我用土地證跟你換擔水桶吧，這回我是心甘情願了！’不識時務的人還多呢！”
“搞社會主義不強迫也不行，去年我們那裡糧食減產，幹部們為評模範，認多了統購任務，結果弄得好些人沒飯吃，餘糧戶又不肯交出餘糧來，幹部們去搜也搜不出，你們說糧食藏哪裡去了？有的把竹節捅開，把米裝進去，拿它擱在牛圈頂上，誰能料到？有的乾脆把糧食藏到屋後的巖洞裡去了，他們自己不說，鬼也猜想不到，搞社會主義不搞強迫還怎麼行？”
“搞強迫叫社會主義，你這才叫怪話！”
“這就恰恰說明合作化搞快了，超越了群眾的覺悟。”
“陳燦英叫你別走快了呢——企圖一個早晨把什麼事情都辦好是不可能的，誰想要一口吃個胖子，那是做夢。”
“胖子來了！”有同學望著陳燦英手上摟著衣服，滿頭大汗地跑著追上來，胸脯一顛一顛，“你們誰想要一口吃個胖子。。。 ”
“怎麼走這麼快？春遊變成越野賽跑了。”陳燦英站住腳，邊喘氣邊說，“仇老師說還得商量詩社的事——”她見同學們在哈哈大笑，猜到可能是取笑她的胖，“笑什麼，無聊！”
“同學們剛才是談農業合作化，”曾明武說，“詩社的事回學校去說不行？”
仇老師與其他同學也走了過來，彭石賢建議：“我看還是去青草坪好，從圍牆的小門進去就行。”
大家都贊成。於是有同學搶先跑過去爬圍牆，從裡面開了圍牆門。這小門不常開，蒿草荊條長得與人一般高了。同學們好不容易拔開一條路，在一塊開闊的青草地上坐下來，幾個好玩愛鬧的同學連翻幾個筋斗，說這裡簡直是個洞天福地。
陳燦英首先說了學校團委要求學生廣泛開展課餘文化活動的意圖，還說這是為了貫徹‘雙百’方針，要創造出一個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來。彭石賢不善於長篇大論，他原先辦詩社要說的話現在卻沒有了。
仇道民在同學們的掌聲中作了熱情洋溢的講話，宣佈詩的時代真正開始了。又因為他提出詩社負責人應該自由選舉，被提名的人反而推推讓讓，結果大家一鬨便透過曾明武擔任詩社社長，陳燦英與彭石賢擔任編輯。
在討論給詩社定名的時候卻出現了爭論：
“據我看，青年詩社，時代詩社這類名字太常見，太俗套，給人一種順手捎來的感覺，不如叫學子詩社，學子，歷來就包含著敢擔道義的意思。”
“過去叫學子，現在不就是叫學生？何必來個古腔古板？要擔道義就叫正義社或真理社。”
“你還打算出份真理報？那不如出人民日報，就叫新華社好了——社名應該含蓄一點，講點文采，我看可以叫先憂社，取‘先天下之憂而憂’這話的含義，憂國憂民是詩人的天職。”
“更不行，現在你憂什麼國，憂什麼民？讓人說閒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