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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表象看本質。
錢被搶了，糧被搶了，甚至地盤也被搶了，所以我們大傢伙才合起心來鬧事——這才是這張長達一米、可謂字字是血淚的訴狀所掩藏的真正內容。
不論王邦才、李獲陽等譁變官員如何訴苦，高淮在遼東又是如何搜刮民力，有一點是絕對繞不過去的，那就是沒有高淮，這些錢糧恐怕也到不了朝廷手中。
誰人得去了？
除了遼東文武，應當沒有他人。
對此，良臣從不懷疑。
因為，歷史很明確的告訴他，遼東軍頭的形成正是在萬曆時期，至崇禎末期達到巔峰。最後，搖身一變，“從龍入關”了。
有穩定的錢糧來源和地盤，有大量役使的軍民，才是形成軍頭的基本條件。
高淮所為，且不論其是否具備合法性，又是否真的手段粗暴，不顧民力如強盜一般竭澤而漁。至少，在良臣看來，他在遼東干的不錯，要不然萬曆也不會挺他十年。
公有公的理，婆有婆的理，高淮的說法是王邦才和李獲陽搶奪他上貢給皇帝的錢糧，事洩鋌而走險率眾譁變。
王邦才他們的說法則是高淮在遼十年，致使百姓窮困，軍民苦不堪言，他們這才不得已帶甲喧譁。
誰對，誰錯，良臣不評定，他也沒這個資格評定。
他只是來看看的，萬曆沒有給他任何權力，任何可以處置這樁大事的權力。
不過，站在良臣的角度，單從這份訴狀來講，高淮的稅使差事幹的是十分到位，也很盡力的。
不論從事哪種行業，只要有買賣，有利潤，那向國家交稅，是理所當然、天經地義的事。
如果說錯了，也是高淮乾的有些過份，或者說過於貪婪了，也有點過於小家子家。
百姓種的菜也要收稅，這未免太不像話。
當然，事情真假，還有待良臣進一步調查。
至於說稅兵敲詐商人，這件事當然不能聽憑一方所言，得辨證看。
稅兵為何敲詐商人，是應收稅而收不得，還是應收稅畢再敲詐呢。
不搞清這個問題，談是非對錯，那就全然是表面文章，當不得真了。
要知道，萬曆之所以派出礦監稅使，根子就在於國庫收不上稅。僅靠田畝稅，根本支撐不了龐大帝國的運轉。國庫要是有錢，萬曆何至於擔上一個與民爭利愛錢皇帝的罵名。
礦監，是靠開礦掙錢。稅使，則是靠收稅掙錢。
顯然，打一開始，萬曆的目標就很明確。無論是開礦還是收稅，所針對的也絕不是普通百姓。否則，大可加田畝稅便是，何必如此麻煩，整日和外朝爭來吵去的。
萬曆不向普通百姓加稅，那麼收稅的目標是誰？
答案，是明擺著的。
天下誰人有錢，富商。
天下的礦產又被誰把著，富商也！
向有錢人收稅，用以調劑國家財政，放在哪朝哪代，都是應當被普通百姓稱讚的善政。
況這些有錢人，也太沒有錢人的覺悟了。
光佔便宜，不講付出，只顧自家，不顧國家，這種人，從來都應是被史書，被民眾唾棄的人。
然而，現在，一切卻顛倒了過來，實在是叫人稱奇。
這，或許就是國家發展到一定程度，過於繁榮導致的畸形吧。
笑貧不笑娼，講的不同事，但本質上倒也貼合萬曆以來“與民爭利”產生的一系列問題。
朝廷沒有錢沒關係，想弄錢也沒關係，重要的是，不能從我們這弄錢。
你若是弄了，就是昏君，就是與民爭利。
…….
訴狀通篇看下來，看著字字好像血淚，但全是控訴性質，扣帽子的指責。一條一條列出，猛一看，這高淮乾的可真是禽獸不如。
但細再看，除了罪名還是罪名，僅有的例項也只是指向敲詐商人，及至泛泛說十室九空之類駭人聽聞，卻經不起推敲的字眼。
類似這種文章，良臣覺得如果有必要，他也能弄十份出來，並且一份比一份猛。反正，往大了說，往壞了說，十條八條罪名不夠狠，百八十條也不嫌多。
要說實在，還是那位奴酋實在，不搞太虛，七條罪名就能起兵了。
私扣軍餉，良臣覺得高淮應當沒這個膽量，也沒這個資格。
高淮只是礦監稅使，又不是薊遼總督，也不是遼東都司、巡撫，他怎麼剋扣軍餉？
就算他敢，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