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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而妾如欲解除與家長的關係，前期尚需“不得已之事由”，後期則得以自由脫離，無須訴請法院。但家長若要甩掉妾，仍須列舉理由。妾因判決脫離關係而生活困難者，男方縱無過失，亦應給與相當之贍養費。
此時，名流攜妾出入公共場所並非罕事，甚至出現妻守於內而妾出於外者。在稱呼及家儀上，也顯示妻妾之間的升沉對比。一般仍稱正妻為大太太，妾按納入時間順序稱“二太太”，“三太太”等，而更多的場合已皆稱夫人或太太，僅冠姓以區別。家譜也發生了變化，往往記有妾的名字、籍貫和父名。江蘇《？陵王氏宗譜》中三房分支十八世王？目下曰：“側室錢氏輝寓，生民國癸丑二年。”嫡庶子亦按長幼排序，並未按該譜《凡例》嫡先庶後的原則；同譜二房分支十九世王炳生條載：“側室蘇州闖（閶）門內杜氏”，二十世金坤條下有：側室“蘇州北街趙氏女”等。妻妾共居家庭變化更快。當時，“在類似上海的大都會中，民居公寓化，少有能供眾多妻妾共居的大宅院，作為替代方式，一些家庭往往租幾套公寓，比如某男有四妾，就將二妾安置於甲公寓，另二妾安置於乙公寓。這樣在經濟上較借一大宅院更便宜。但是，在這類妻妾別居的家庭中，妻妾也並非不相往來的，她們幾乎每日相互往來，或一週一次，或一月一次，於正夫人所住的本宅會餐，……”妻妾別居對於夫妻妾三方來說，肯定更為方便，即使妻還想監視或行使“女君”的權力就很難了。由於在家庭關係中，丈夫寵妾多於寵妻，妻失去法律上居高臨下的地位之後，妻妾間的嚴格家禮多被廢除，操持家計的妾更多了，妻甚至會淪為被凌虐的一方。
直到民國前期，中國仍未形成強大的反蓄妾社會輿論。從《時務報》到《清議報》，都未有一篇反對蓄妾的文章。在變法派看來，不纏足是關乎保種的大事，興女學是強國之要道，然而從未將禁蓄妾作為要事。據梁啟超給夫人信，他和同仁曾創“一夫一妻世界會”，但至今未找到更直接的史料，至少可以說，相對於纏足來說，他們未大加宣傳，這當然有難以獲得廣泛贊同的原因，但也說明變法派對於娶妾，態度就曖昧多了。即便是革命黨，對於娶妾態度都相當曖昧。在日本的革命黨頗有娶妾的。湘人陳範以蘇報案亡命橫浜，攜來二妾湘芬、信芳，秋瑾極力勸其離異，並勸同鄉學生予以捐助，才使她們脫離陳。入民國後，雖然女權思想宣傳日盛，民國前有杜亞泉的《論蓄妾》，民國後有單鋶元的《中國禁止納妾之方法》，範百海的《提倡一夫一妻制與論娶妾之害》，陳東原《中國婚姻制度與習尚之沿革及其相隨的弊害》等文，但最著名的文化名人未參與，未引起震撼社會的效應，更不必談移風易俗的作用了。即便是反對蓄妾的文章，也多從男子本位論述。堅決反對蓄妾的主要是婦女團體與婦女運動的代表人物。1912年廣東女士歐佩芬說：“我女界今日一方面宜爭參預政權，一方面宜力謀自治能力，雙方並進，庶我女子克長享此幸福於勿替也。……一、妾之俗宜革也。……今願我女界嚴申妾之律、約法之章，違者不齒，維人道而尊女權莫急於此者矣。”1922年2月20日，五個婦女團體在南京正式決議組織女子參政同盟會，4月8日，召開正式成立大會，透過十一條政綱，其第五條即“實行一夫一妻制度”。七月，以周敏為首的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學生創立“女權運動同盟”，其綱領中便有爭取在刑法中加入“納妾以重婚罪論”的條文。而這一斗爭一直持續至南京政府時期。南京政府在正文中去除了關於妾的字樣，但也沒有明確禁止納妾的條文。由於婦女團體的努力，在1935年修訂刑法將只對妻適用的通姦罪名改為適用於配偶雙方，故其後未得妻之許可的蓄妾被視為通姦，妻可以此作為提出離婚或分居的理由，但對丈夫並無任何懲罰規定，故不如說蓄妾成為合法的通姦。妾作為家屬之一員的身份仍被司法解釋承認，其權利與義務與前期大致相同，但由妾提出的關係解除較前容易，與妻有關的再婚時限與通姦罪也不再適用於妾。民國後期的法律規定更注重保護妻的權益，這固然由於女權運動的興起，同時也說明由於妻妾身份差別遠比清代模糊，妻妾地位對比已發生了某種變化。一直到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頒佈，其第二條便明書：“禁止重婚、納妾。”兩三年間，就將這一沿續數千年的惡習一掃而空。1950年婚姻法公佈後，首先是禁絕新的納妾行為。對於公佈前已納的妾，政府宣稱“不告不理”，實際卻是採取鼓勵脫離關係的政策。1950年《上海市人民法院婚姻問題解答》也說：“人民政府採取嚴格的一夫一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