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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商人來說，那裡有人流，那裡就有商機。而人氣是隨著皇帝跑的，皇帝喜歡去洛陽玩，大家也只能跟著他屁股後面亦步亦趨，誰也不能抗拒這個潮流大勢，除非是自尋死路，又作別論。
皇帝把龍椅挪到那裡，商人的店鋪也跟著挪到那裡。當初朱龍飛來開封府開店，本來就是衝著天子腳下生意好做而來到這裡，如今皇帝搬遷到洛陽去了，開封府人流肯定隨著皇帝撤離迅速下降，也就是說大多數商家無法繼續在開封府混下去了。對於朱龍飛的碧溪堂來說，一向仰仗後梁朝廷建昌院給些活計，如果碧溪堂失去這個主顧，住後的日子收入肯定大打折扣。因此，即使後梁朝廷沒有向碧溪堂發出強制搬遷的命令，朱龍飛的碧溪堂也會自動自覺跟著朱溫的龍椅一起挪窩。
朱溫在洛陽廢掉唐朝末代皇帝李祝後，在開封府建都稱帝，成立後梁帝國。在汴州設府開封，分封文武百官，定名東都。原唐首都洛陽改為西都，並頒發新朝正朔（年號），是為開平元年。
第二年，即開平二年，朱溫覺得諸事不順，特別是河東戰事吃緊，梁兵與李克用的晉軍相持不下，雙方都陷入戰爭泥沼之中，欲罷不能。河東戰事久拖不決，弄得梁朝內帑空空。朱溫自覺運氣不佳，黴可言邪。當時有方術士上書，認為開封府是個不祥之地，應該遷都洛陽。
由於他視為心腹大患的太原餘孽李克用大猖獗了，鬧得他寢食不安。出於戰略上各種原因的考慮，朱溫逐下令開封府的權貴富商隨他一起遷都，重返唐朝洛陽舊都居住。（風水之說也夠累人，搞得朱溫一年兩次搬家，來回折騰。）皇帝遷都，後梁權貴當然跟著搬家。行商坐賈，愚夫俗婦，照葫蘆畫瓢，起鬨相隨。朱龍飛也不能免俗，就把汴州的碧溪堂遷到洛陽皇城東街夫子廟附近。
來也匆匆，去也匆匆。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後梁皇帝朱溫在在開封府的龍椅還沒捂熱，又匆匆搬家，勞民傷財，當時很多人因此怨聲載道，把朱溫罵得狗血淋頭。即使朱氏權貴內部，也很有些人反對遷都，對遷都這事頗有微詞。
對於汴州開封府是否是個不祥之地，後世堪輿家也有些說法，比如後來北宋定都開封之後，國運一直不興，受盡外族的欺侮，國土淪陷，喪權辱國，最後甚至被金國一窩端掉。事實勝於雄辨嘛，也不能怪這些方術士們胡說八道。
………【（七）千尋樓】………
朱龍飛僱了一個馬幫，把開封府長安街碧溪堂一切動用傢伙都搬到洛陽，連霸王山君也拉到洛陽飼養。一行人住進由朱龍飛師姐朱鳳舞在皇城東街夫子廟附近經營的碧溪堂中。於是開封府長安街的碧溪堂和洛陽碧溪堂便合為一體，無分彼此。只是到底朱龍飛是頭，還是朱鳳舞是頭？眼下還沒有確定下來，但誰能賺大錢，誰有本事，誰就是龍頭。這是江湖永恆不變的潛規則。朱龍飛和朱鳳舞誰是老大，似乎用不著爭。
洛陽皇城東街夫子廟是個喧譁和熱鬧地方，大小的酒樓和各種消遣樂坊、錢莊、商鋪到處都是。小攤販和江湖藝人凌亂的叫賣聲音此起彼伏。
夫子廟前頭還有一座千尋樓，這座酒樓跟開封府長安街的百尺樓大同小異，是個集酒摟、客棧、賭博、賣春、雜耍、彈唱和說書的綜合休閒娛樂場所。說也奇怪，千尋樓最火紅的生意不是酒摟，也不是倚門賣笑招攬哥們的怡紅院，被人們擠得水洩不通的地方居然是說書場，生意好的跟字花賭場有得一拼。洛陽街坊們為了聽評書先生演說《《東周列國記》和《三國志》，經常為一個座位爭得頭破血流。
開封府長安街的碧溪堂搬到洛陽開張貿易，是件大喜事，朱龍飛不免擇日在千尋樓預訂幾桌酒席，邀請同行和四鄰八舍，慶賀一番。
在千尋樓預訂酒席宴請親朋好友的人很多，即使朱龍飛願意花錢，也沒能訂到獨立的雅座，只能由千尋樓的掌櫃朱自強安排在藏龍廳上擺酒請客。
此日，藏龍廳魚龍混雜，除了朱龍飛他們之外，還有幾夥在這裡擺酒請客吃飯的江湖好漢。這些人不僅能大碗吃酒，大塊吃肉，而且口沒遮攔說粗口罵人。他們中間也有人對朱溫挾持富商，強迫民眾搬遷洛陽這件事很有意見，他們把朱溫罵得狗血淋頭。有人說朱溫不配叫朱全忠，因為他既不忠於大齊黃巢的政權，又不忠於李唐王朝，可謂全不忠，唐昭宗給他賜名“全忠”，大錯特錯；有人罵朱溫是移詐兵梟，狡猾奸詐，無義無信，比起三國時代的三姓家奴呂布還無恥。甚至於比漢賊曹操還等而下之。
大家七嘴八舌，你一言，我一語，吵嚷起來。害得坐鎮藏龍廳櫃檯旁邊，以耍嘴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