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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日籍稅關長及其他幹部官吏,並要求大連海關必須歸屬於“滿洲國”;
5、所有派出之日籍顧問均由關東廳及滿鐵推薦候選人,接收時均作為臨時稅關長在進行工作。
二、財政收入急劇下降
關稅收入向佔中國財政收入之大宗,然而東北的淪陷特別是東北海關被日偽強佔之後,中國的對外貿易數額急劇下降,致使中國不但損失了巨大的關稅收入,也影響了國際收支的平衡,使得原本已十分突出的貿易入超問題變得更加嚴重。
三、阻撓西方對華援助
“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帝國主義對華侵略的野心日益明顯,1933年1月,日軍攻佔山海關,隨即進犯熱河。華北危機的日趨嚴重使得國民政府上層中親英美派萌生了聯合歐美、抵制日本的策略,而其中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宋子文先生1933年的歐美之行。
1933年4月,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部長宋子文先生出訪歐美,表面上看是代表中國政府應邀出席於倫敦召開的世界經濟會議,實際上則是國民政府尋求西方援助的一個重要嘗試。
宋子文先生出訪歐美的第一個成果就是與美國財政復興公司簽訂了價值高達5000萬美金的棉麥借款,這是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後向國外舉借數額最大的一筆外債,自然引起國內外輿論的廣泛注意,其中特別是日本的反應最為激烈。由於日本政府的直接干預,日本在華紡織廠拒絕購買美棉,造成進口美棉嚴重滯銷,大量積壓,以致於國民政府不得不向美國要求將5000萬美元的債額減少到2000萬美元,最終未能達到預期目的。
宋子文先生出訪歐美的另一個任務就是希望取得國際聯盟的財政與技術援助,同時亦望加強與歐美各國之間的經濟聯絡。為此宋子文先生周遊各國,頻頻遊說,並正式提出組織一個“諮詢委員會”的建議,這是一個類似於原有的國際銀行團的國際合作機構,其真正目的則是“為了排除日本”,對中國的經濟建設提供援助和貸款日本政府十分關注宋子文先生在國外的活動,特別是獲悉宋子文先生企圖聯絡歐美財團組織合作機構之後,日本政府便開始公開進行阻止和干擾。
一方面,日本政府委派野田大輔在國際銀行團內向英、美金融界不斷遊說,干擾委員會的成立;同時日本駐美參贊武富敏彥也正式向美國國務院提出日本反對成立諮詢委員會的理由。在日本方面看來,成立這個所謂國際機構是“令人不愉快、不成熟、並且註定會遭到失敗的,而沒有日本參加,任何這類方案都不會取得成功”。在日本當局的威脅與遊說之下,原本對於成立諮詢委員會抱有興趣的英、美政府及其金融界很快便打消了念頭,這是因為英、美政府都不願得罪日本而影響本國利益,更害怕因支援中國而捲入日趨緊張的遠東國際關係之中。由於英國和美國的不予合作,宋子文先生“聯合歐美、抵制日本”的計劃很快便胎死腹中了。
四、操縱華北走私,摧毀中國經濟
“九。一八事變”後、特別是《塘沽協定》簽訂後,日本帝國主義逐漸將侵略的矛頭指向華北。在武裝入侵不斷升級的同時,日本當局還對中國經濟進行破壞,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策劃和操縱華北走私,擾亂中國市場,這也是其全面侵華政策的一個重要內容。
日韓浪人在華北等地走私早已有之,不過規模及數量都不算大,因而尚未引起世人注意。《塘沽協定》簽訂後,日本對華北的走私規模不斷加劇,其中最主要的是私運白銀出口。這是因為當時美國政府實行購銀政策,致使世界市場的白銀價格大幅上升,走私白銀出口既能獲取暴利,又能干擾和破壞中國的財政,因此日本當局公開鼓勵走私銀元,並且在長城及沿海各口岸設立許多機構,用紙幣高價收購白銀,造成大量白銀外流。
四、日本陸軍擴軍
“九。一八事變”前日本陸軍共有四個預備師團,到1934年初,日本陸軍已擴大到十二個師團,而且擴軍計劃還在每年不斷增加。
從上述大量的事實中,可以看到“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步驟,這就是在政治上不斷向國民政府施加壓力,逼迫他們放棄尋求西方的援助;在軍事上頻頻製造事端,在華北策動分裂活動,加緊蠶食和併吞華北主權。而在經濟上一方面打著“中日經濟提攜”的幌子,大肆進行社會經濟調查,以創辦公司、投資經營等手段,擴張其經濟實力;而更重要的方面則表現在破壞中國的財政,擾亂中國的國民經濟,為其發動侵華戰爭進行軍事上和物質上的各種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