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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子不一定見了皇帝就要磕頭。某些特殊情況下，皇帝先向臣子行禮，那也並不為過。關鍵是父子之親，人之大倫，沒有讓老爹朝兒子磕頭的道理啊——“可目榆中為元老之最尊者，行主客之禮，宜矣。”
所以最終決定，詔命榆中王曹昂贊拜不名、入殿不趨，等真見面的時候，曹髦先避席長揖，口稱：“阿父。”曹昂再還禮——也止長揖而已——口稱：“陛下。”
其實郗慮這種和稀泥的意見，事先也徵求過是勳的同意。他問是勳：“今天子問榆中王事，當從禮耶，從情耶？”是勳回答他說：“先有人倫，而後有禮，禮為人設，非天造也。人先孝親，然後忠君，若天子不孝，何期臣子之忠耶？”其實心裡想的是：我寧可哄抬父子之孝愛，也不去繼續塗抹君臣之忠敬——雖說在封建時代，這兩者幾乎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存在……
郗慮得到了是勳的支援以後，就在朝廷禮制方面上竄下跳，又提了不少修改意見出來。比方說按照古禮，逢喪則廢樂三年，以表哀悼，但是郗慮說了：“禮樂為行政之基，豈可久廢？七月可也。”
其實在原本的歷史上，曹操以正月喪，曹丕七月即復禮樂，也是有時代基礎在的——逮至晉朝，世家用事，儒禮逐漸僵化，才恢復了傳說中的三年之期。
郗慮的意思：你們都說我沒本事，可我終究是鄭門大師兄，本代掌門人，要沒有兩把刷子，那師兄弟們能服嗎（崔琰之流少數派可以忽略）？如今我就偏要搞出點兒新花樣來，只要天子恩准，便傳為百世之法，後人行此禮儀，都會想到我的名字——叫你們還敢瞧不起我！
崔琰得著機會就勸說曹髦，說郗鴻豫搞那一套不對，“實媚俗亂禮也”，曹髦總是拍拍他的肩膀：“暫用之可也。”因為鄭門尤其是郗慮一派在儒學中佔有主導地位啊，郗鴻豫一開口，是宏輔再附和，遂至士林紛紛響應，那我也不敢貿然跟他們對著幹哪。咱就先這樣吧，以後再想辦法，等我地位穩固了，自可撥亂反正。
曹髦本年虛歲十五，擱後世就是所謂的“中二年齡”，這歲數的孩子正當反傳統、求創新、喜熱鬧、厭冷清之時，所以他在理智上認同崔琰所說，其實在感情方面，還是比較傾向於郗慮的建議的。若廢樂整整三年，那還不得把自己給悶死？再說了，就與曹昂相見之禮，郗鴻豫貌似深刻地體會到了自己的孝親之心，而又能使群臣認同，果當代之大家也。
要不是郗慮反覆謙辭，不願再為官做宰，曹髦幾乎想命之為宰執了。
曹操的葬儀簡樸但是風光地完成了。對於陵寢、墓道乃至棺槨的形質和大小，事關國禮，不可輕忽，但陪葬品的數量則比歷代帝王都要少，以遵從曹操儉葬的遺訓，而且所封者都是舊時的服裝、器皿，未制新物。是勳、郗慮等上奏，請以此為子孫葬禮之法，使節儉之風蔚為時流，並流傳萬世，曹髦准奏。
等到葬禮順利完成，轉過頭來，曹髦召見是勳，說：“朕欲細其勳以加賞群臣，是公以為若何？”
新帝登基，一般情況下都要厚賞群臣。以安人心。以定朝廷。後世最常見的就是“加官三級”。然而魏承漢制，職祿與品祿基本上合一，也就是說，你當什麼差、辦什麼事兒，就領某官職的俸祿，只有崗位工資，沒有級別工資，那就不可能隨便“加官”了。所以常見的酬賞之法，就是賜金和拜爵。然而爵位不可濫封，賜金固得實惠，卻不顯尊榮，曹髦覺得不大滿意，就跟是勳商量，要不然重新制定並且細密化勳職之法，給大家夥兒都多加個榮譽頭銜吧。
祿因職定，這是漢制的一大特色，其根源在於周制。貴族層層封建，為王官者都只是臨時差遣。拿臨時工的工資——基本工資則算你封地上的產出。這對於官僚體系的完善是非常不利的，即便貴為宰相、三公，一朝去職，除了少數特例外，那都再拿不到一分錢了，官員們老無所依，自然橫起聚斂之心。所以自魏晉以後，逐漸把官員品級和實際差遣區分開來，新創並且提高等級工資的比例——這種品級即名為散官，後來又加勳官等。
是勳本人是贊成這一轉變的，那有助於官僚隊伍的穩定化，然而後世疊床架屋，等級工資加各種補貼越搞越多，既造成認知上的混亂——他前世為了搞明白歷朝官制，就費了老鼻子牛勁兒了——又不方便管理，還增加財政負擔。所以早就向曹操提起過相關想法，曹操拿出的對應策略，是建立了“勳職”又名“散官”制度。
不過曹操時代的勳職制度還只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