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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理走出派出所，門口停著一輛黑色的轎車。年輕警官拉開車門說：“上車吧，我送你們回去。”
車上開著空調，張明理把車窗搖了下來，衝著在前面開車的年輕警官說：“你們張副局長呢？他怎麼沒來？”
年輕警官一邊開著車一邊說：“張局在跟一個朋友吃飯，脫不了身，讓我過來領你。”
車子很快駛到了我們的樓下，我和張明理下了車，張明理衝著開車的警官抬了抬手說：“謝謝啊。”警官回了一句：“以後別喝那麼多的酒。”說完開著車走了。
我和張明理回到住處，我問他，“你和那個張副局長到底是什麼關係？”張明理聽完之後笑了笑說：“張財旺是我不出五伏的親戚，論輩分他得管我叫叔，你不知道，別看他在這兒人模狗樣的，可回到老家，他屁也不是。我們張姓在老家是個大家族，在輩分方面看得很重，我平時沒找他辦過什麼事，要不是今天那胖子不依不饒，我也不會給他打電話，無論怎麼說，他也是個領導，將近五十歲的人了，因為這種事兒找他，他臉上也不好看。”
我看著張明理那得意的表情，才明白為什麼他打一開始氣焰就那麼囂張，根本沒把胖子放在眼裡，我不禁喟嘆現在無論幹什麼，即便是偶爾讓自己放縱一下也須得衙門裡有人才行，不然我們倆至今還紆尊在胖子手裡而前途未卜。
我們倆相互打了個招呼，分別回了自己的房間。此時的我依然感覺暈暈乎乎的，一頭紮在床上，洗也沒洗，像一頭臭烘烘豬呼呼地酣睡起來。
天氣一天比一天涼，週五的上午在單位閒坐了半天，下午接到主編的指示，去一位和我們合作了多年的自由撰稿人的家裡拜訪。這位仁兄的文章由於篇幅太大而不得不使我們頭兒忍痛割愛，希望他能把字數壓縮到五千字以內。
我拿著那篇稿子坐車來到了他的家裡。他的家裝修的相當上檔次，看來他在這一行做得順風順水。
他的年齡並不是很大，最多也不過四十出頭。從跟他聊天中獲悉，他現在同時為好幾家雜誌供稿，對於我們提出的要求壓縮字數的意見他頗不以為然，甚至對我們的雜誌發了一大通牢騷。認為我們主編的觀念已經跟不上現如今的形式了，迂腐不化。給我們雜誌提出了許多中肯的意見，並且說如果讓他做主編他會如何如何，等等，不一而足。像個守寡多年的老孃們終於找到了一個可以傾訴的物件，絮絮叨叨地說了一個下午。而我更是聽得一頭霧水，像一個被洗了腦的意志薄弱者，只有頻頻地點頭稱是，臉上一直保持著一種虔誠的表情，身體僵硬地坐在他的對面，看著他唾沫星子亂飛，滔滔不絕的時而揮舞著手臂，時而用手指敲打著茶几上的玻璃板，像一個極具煽動性的政治家在臺上演講著一個屬於他自己的烏托邦。
最後我不得不打斷了他的演講，因為天已經漸漸擦黑了。我不能再任由他繼續這樣胡作非為下去了，雖然他和我們主編是多年的朋友。在他停下來喝茶的時候，我提出了告辭，並懇切希望他能把稿子壓縮一下，並說這是主編在痛苦中做的決定，我們所有的編輯都看到了主編在做這一決定時的無奈與焦躁的情緒。他聽了之後似乎有些感動，在我臨出門的時候讓我代他向主編問好，並說他會很快把稿子弄好然後交給我們。
在他家門口，他緊緊握住我的手，說他今天下午過得很愉快。他說他已經很久沒有這樣暢所欲言過了，並且對我能夠專注地傾聽他的所言而欣慰，甚至把我提升到了鍾子期的高度，我有一種受寵若驚的感覺。
從他的家裡出來，我打電話向主編彙報了情況，並解釋說之所以到現在才向他彙報工作是因為那位作者一直不停地跟我說話而使我無法分身。主編聽完之後笑了笑，說他早就料到了。他和那個自由撰稿人認識多年，也曾不止一次地聽到過他的演講，所以他現在已經不敢和那位仁兄直接接觸了。對於我下午的遭遇和敬業精神主編給與了安撫和肯定，並把那位自由撰稿人託管給了我，以後但凡他的稿子，都由我來處理，我感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壓力。
當我回到住處的時候，已經將近九點了。張明理不在，我自己胡亂地弄了點東西勉強地填飽了肚子，之後準備了一些第二天去香山的東西。我從床下拽出了已經很長時間不穿的旅遊鞋，找了塊布仔細地擦了起來。
當我剛擦好一隻鞋，就聽到了手機的簡訊提示音。我拿起手機看了看，是雨霏的簡訊。我摁下閱讀鍵，看到了簡單的幾個字：明天有空麼？我點回復，打了幾個字在上面：明天去香山。雨霏又回：可否帶上我？我回：香山地勢險峻，常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