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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京的孫科、李宗仁、劉廬隱、程潛、張發奎、陳友仁等國民黨中央執委電：“……政府此時應該下定抵抗之決心，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速立決斷，調集軍隊，增援上海。”
孫科、李宗仁等還提出抗戰四項主張：“一、決定徹底抵抗政策，毋再遊移，即宣示國人全力禦侮；二、萃陸海空軍力量固守上海，予十九路軍以充分援助；三、即令北方各軍乘機向敵反攻，收復失地；四、非日兵全部撤回，不即交涉，上海問題當與東三省問題同時解決。”
在香港的粵系領袖、中央常委胡漢民也提出和孫科、李宗仁等人相似的關於時局的四項主張：“一、對滬戰為確實之應援，務將暴日逐出上海；二、撤銷解散各地義勇軍命令，切實組織民眾成為抗日之中堅；三、迅速檄調以抗日為主義之勁旅，收復東北失地；四、嚴整沿海各省戰守之備，真實謀長期抵抗。外交，至少限度，亦當確認東北與滬案為整個問題，務求整個解決，在日本未退出上海前，無交涉可言。”
北方邊防總司令宋哲武、晉綏綏靖公署主任閻錫山、山東省主席韓復渠、第四軍團總指揮蔣鼎文、鄂豫陝邊區清鄉督辦徐源泉、第九路軍總指揮魯滌平、第四十一軍軍長孫殿英、第四路軍總指揮何健、第二十六路軍總指揮孫連仲、第四軍軍長張發奎、第一軍軍長餘漢謀、第二十路軍總指揮張鍅，還有中央執委唐紹儀、鄧澤如、陳濟棠、白崇禧等1；。甚至還有正在江西“剿共”的江西綏署主任朱紹良領銜在南昌的30多名中央軍將領，致電蔣介石，請纓禦侮。
此外，民間知名人士的促戰電也不少，比如朱慶瀾、杜月笙等人。
這個朱慶瀾可不簡單。朱慶瀾字紫橋，紹興人。
清宣統元年即1909年，趙爾巽調四川總督，朱慶瀾隨之入川，任四川巡警道，第三十三混成協協統，旋升陸軍第十七鎮統制，特給陸軍副都統銜與程潛等編練新軍。武昌起義，響應革命，宣佈**，被推為四川大漢軍政府副都督。
民國元年，任黑龍江督署參謀長，1912年，被袁世凱聘任為臨時總統軍事顧問。1913年10月後改任護軍使兼署民政長、巡按使、黑龍江省將軍。
民國5年，受段祺瑞任命出任廣東省主席。7月，兼任廣東新軍司令。張勳復辟，朱慶瀾首先通電聲討，響應孫中山“護法”主張，電請孫中山來粵主持大計，並從省主席警衛軍中撥出二十營改編為孫中山護法軍。
段祺瑞對此大為不滿，調朱慶瀾改任廣西。
民國11年，應張作霖之邀，重返東北，任東北特區行政長官兼中東鐵路護路軍總司令。任內積極維護國家主權，將鐵路沿線俄國人所佔100多萬畝土地全部收回。
民國14年辭職回滬。此後長期從事慈善救濟與抗日救亡事業，先後任華北慈善聯合會會長、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長、國民政府賑濟委員會委員長等職，為賑災奔走呼號，不辭勞瘁。
“九？一八”事變後，又積極聯絡各界人士，組織遼吉黑熱民眾抗日後援會，自任會長，積極募款支援東北義勇軍。此次日軍進攻閘北，又向國內外募捐，為十九路軍組織宣傳、醫療、運輸等工作。
在當內外資歷極高、名氣極大1；。
這次他與黃炎培等，致電蔣介石，為孤守上海的第19路軍呼叫後援。
朱慶瀾電文如下：
“滬戰日軍大敗，萬眾歡騰，惟聞日本援軍行將抵滬，我軍亟待增援……”
杜月笙在積極支前的同時，對國民政府尚無援軍馳援的狀況非常不安。作為上海市民地方維持會理事，與會長史量才、副會長王曉籟和理事虞洽卿、張嘯林、劉鴻生等，以該會及個人的名義，向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蔣介石、汪精衛發出一份措辭十分急迫的電文：
“……究竟政府通令各軍抵抗以後，對於懸滬孤軍有何援應方法？上海三百萬市民現幾瀕於絕境。無上海即無全國，置十九路軍而不顧，豈特棄我三百萬市民？試問全國失此經濟中心，今後將何以自立？”……
林蔚讀完電報，蔣介石不易察覺地微微皺了皺眉頭，端起桌上的玻璃杯，喝了一口白開水後，語氣有些沉重地緩緩說道：“軍心不可違、民心亦不可違，你們都說說，我們現在到底應該如何辦理啊？”
以往在這種時候，總是何應欽先發言，然後眾人再講，可是今天有些不同，因為汪精衛在場。自二七年以來，他們還是頭一次和汪精衛同坐一室議事，眾人都很不習慣。所以，蔣介石話音落後的很長一段時間，都沒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