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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師擅權的“明晃晃”，上上下下，誰心裡都清楚，但是誰又拿她沒有辦法。 要說有人可能破這個局，恐怕只能指望那位瞎了雙眼的象肱之子卡曼了。 但是，這位新精絕女王，也不是一個傻到只會一味被人擺佈的份兒。 剛剛坐上這個位置，她暫時還沒有能力與這個滿身都是“控制慾”的國師相抗衡，這不防礙她也有著自己的“小九九”。 她清楚記得母親當年私下裡，曾給她和姐姐說過： “其實治理國家沒有想象中的那麼複雜，治國就是管人；而人呢，也就是幾件事：衣、食、住、行、用、玩。把這幾方面都滿足了，建立一套公平、公正、合適的制度，形成穩定的秩序，基本上底下百姓就不會鬧事。 一旦有事了，也不用慌，所有大問題，也不過就是三個方面：一個是人的身體病了，可以找醫生；一個是精神病了，就找巫師；一個就是社會秩序亂了，就找法官。把這三點整好了，對國內的管理，也就差不多了。 對外呢，就是防止別國打我們，那也簡單：搞好國防，搞好關係。也和鄰居之間的關係差不多，能交朋友就交；交不了，也得準備些棍棒、看門狗之類的，隨時準備著幹一架。 不能被人欺負，但一定不要有欺負別人的念頭，這樣，才能把家管好；不被鄰居們當作一個‘有危險的鄰居’來防範。 當一國之君，要學會抓關鍵，抓大放小，大事要自己掌握；小事充分授權給忠誠、合適的人，就可以穩固、長久地掌握國家權力。這裡所說的‘大事’，最重要的是‘兵權’、‘財權’、‘人事權’；其他的，可以授權出去。” 新女王以前是聽著玩兒的；直到現在，才把這些話，又調出來反覆去琢磨，想著如何把國師從這個局裡，給擺到她應該呆的地方去，而讓“王”迴歸到“王”應該處的至尊位置。 “這個國師，應該僅僅是佔著一個應急、解決精神之病的位置就夠了；可是她似乎哪哪都想踏上一腳，人事、軍事……這些位置上的人，都是她的人，間接操控著，不行，我得想辦法，找出合適的人來，一一正位，不能讓她一人獨擅一切。該怎麼開始呢？我得找出一個突破口來。” 新女王自從有了這樣的“省悟”之後，再臨朝聽政的時候，看國師的眼神都不一樣了，看上去，似乎是在“無比尊敬”地“恭聽”著；其實，她的小腦袋瓜裡，已經開始“體貼”地為這位國師，設身處地、琢磨起了以後的“前途”。 國師對於這位小女王的“眼神”轉變，一開始是認為這孩子終於“認命”了；後來，才琢磨出這“感覺”不太對勁兒，那絕不是“空洞”的提線木偶應有的眼神，而是擁有了“自主思想”才會有的光芒！ 這不由得令她心生疑慮，習慣的警惕之心也提起來了。 有了這種“新共識”之後，國師與新女王之間的“攻”、“防”之勢變得有意思起來。 新女王依“小”賣“小”，處處裝傻賣萌，鬧著要搞一些看上去花裡胡哨、無傷大雅、毫無現實意義的舉動。 就比如說這要搞紀念精絕國建國多少年，第一件大事，她要主持修史！ 要知道，歷屆精絕女王雖然好多代了，可卻沒有出過任何一本像樣的紀年史———當然，這歷史，總是由“後知後覺”的後人們，來書寫的。 作為精絕國新任女王的後人，她鬧著要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修史。 史官，本是有這個崗位的；但之前，都是隻出斷代史，沒有搞過時間線縱向的大編年史，但她這麼一宣佈，國師似乎也沒有什麼正當的理由拒絕，也只好由她去了。 但是，新女王想的可不是簡簡單單“修史”這麼簡單：她要透過“修史”，為“精絕國國王”永遠是“國之正統”、“唯一至尊”的定位，尋找強有力的“證據”，這是為她自己“正位”鋪路的前奏，國師也看得出來，卻懾於眾朝臣上上下下的輿論，不敢公開拒絕或抵制，只能先答應著。 史官，本來是一個多麼冷門的崗位，因為新女王這麼一重視，突然被提成了重點部門，大家都盯著他們，這送禮上門的，也紛紛多了起來。 給史官送禮，無非是想讓他們為自家的故事，多描畫幾筆，以後這世襲的爵位什麼的，就可以有“正當”的官方認證了。 但是這兩位史官的職業操守，非同一般，不僅一一拒收，並且當場把“誰誰誰於哪天哪天送了什麼樣的禮物”，都即時寫進“史書”，嚇退了一大批後繼者。 這兩個史官不是別人，正是上次陪著老女王最後一次“微服私訪”，還去見過象肱父子瓜攤的那兩位。 他們對於新女王交代下來的工作，也是無比重視，認認真真地整理資料、各種尋訪，足跡遍及精絕國的各個腳落，收集來自官方和民間，從各個方面能夠體現精絕國國家歷史的“文物”、“古籍”、“證據”，一一分門別類，劃定時代，為編撰一本有史以來，真實度最高、份量最重的“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