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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死定了。”
車停在了我家的車道上。
“好吧。不過，我要你知道，皮特的行為是完全錯誤的。任何人都無權那樣辱罵別人。”
她看著前面。
“仇恨畢竟是仇恨，不管自誰而起。”
蕾切爾抓起揹包下了車。
“皮特是頭蠢驢，大家都知道。誰也不相信塞米是納粹。”
我這才鬆了一口氣；或許我剛才過分擔心了。看來，雖然我對蕾切爾的養育一塌糊塗，但她的自信心與適應能力依然很強。我從車裡拖出一袋買回的東西，搬進了屋。
“哎呀，媽，你到底口交過沒有嘛？”
見鬼！總是在我自以為處理得當的時候給我一擊。我把東西放在桌子上，突然聽見一聲竊笑。
我轉過身去。“什麼東西那麼好笑？”
“只玩兒，媽”。
“什麼？”
“只是逗你玩兒的！”她拉開冰箱，抓起一罐汽水就一溜煙衝了出去。
晚上等到她睡了以後，我和兩個朋友通了電話，一起討論該怎樣處理這種情況。蘇珊認為我處理得恰到好處。吉娜卻覺得很難說，最好是求助於單親家長熱線。吉娜是一位社工，她總是主張向陌生人敞開心扉。
到我終於忙完，倒了一杯葡萄酒坐下來的時候，已經臨近午夜了；這時我才想起還沒取回今天的郵件。
我們住在芝加哥以北20英里的一個小區裡。其實我們以前住在城裡，並且打算一直住在市區的；但是有一天，我帶著蕾切爾從我們居住的湖景公寓小區步行去公園，走過街區盡頭人行道旁邊的一個大型垃圾桶時，好奇而敏銳的三歲女兒突然指著前面驚叫道：“媽咪快看，那兒有隻胳膊！”
果然，一隻手臂一動不動地吊在那兒。
六個月以後，我們就搬到了郊區。
有時我也想搬回城裡；這個學區的中小學儘管偶爾也會出點兒事故，但就各方面條件而言，在本州還算是名列前茅的；我們所在的社群雖然沒什麼獨特的優勢，但晚上外出也相當安全，哪怕是去公園也沒什麼可怕的。
問題在於我討厭開啟信箱——因為信箱裡只有賬單，從無他物。但明天是週五，今晚拿了信，後面幾天就不必去，週一再去就行。於是，我匆匆穿上外套，衝向信箱——儘管已到四月下旬，春天之於芝加哥依然只是理論上的概念。
電力公司與燃氣公司寄來的賬單之間，夾著一個白色的大信封；這個大信封是芝加哥慶典活動辦公室寄來的。該辦公室是我的一個客戶，我曾為他們製作過電視紀錄片。我一拆開大信封，就掉出來一個小一些的淺黃色信封，上面貼了一張字條，字條上寫著：艾利：這是寄給你的，很可能又是你的一個粉絲寫的。市長說把它退回去。看來你搶了他的風頭。丹娜。
我禁不住笑了。芝加哥市政府搞千禧年慶典活動，負責該活動的辦公室招標拍一部題為《歡慶芝加哥》的紀錄片，後來我中了標，當時自己都吃驚不小。結果，《歡慶芝加哥》成了我的最佳作品——該片採用資料影片、照片和訪談等方式，詩意地再現了芝加哥及其周邊城市的歷史沿革。片子首映於城市的慶典儀式，至今也還在電視節目中播放。稱讚該片的信件開始時如溪水一般源源不斷，現在已經變成了細流；儘管如此，優雅大度的丹娜是慶典活動辦公室主任，她收到這類信件後依舊一律轉給了我。
我把黃信封翻了個面，看到信封邊緣印著花卉圖案。我的名字“艾利·福爾曼”，是用鋼筆蘸著墨水寫的，由《歡慶芝加哥》節目組轉交。寄件人地址是芝加哥的倫特街，位於羅傑斯公園。我用小刀開啟了信封，抽出信紙；信紙上擠滿了難以辨認的字跡。
親愛的福爾曼女士：
希望你能收到這封信。我並不知道你的地址。我叫露絲·弗萊希曼。我們從未謀面，可是我不知道還能找誰。最近兩年來，一位名叫本·辛克萊的老先生租住在我家，他不幸於幾周前去世。然而我不認識他的任何親屬；不過我發現他的遺物中有一張紙條上寫著你的名字，於是我就猜想你可能是他的一位親屬或朋友。如是，請打個電話過來，我將非常感激。我覺得他沒有留下遺囑；不過，他所留下的幾件物品中可能會有一些讓人回憶留戀的東西。希望儘快收到你的回覆。
簽名下面寫著一個電話號碼。我又倒了一杯葡萄酒。本·辛克萊？這個名字毫無印象。不過，在拍攝《歡慶芝加哥》的過程中，我們曾在十多個社群採訪了數以百計的人，其中是否有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