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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高文明。”
我笑了笑；說：“高文明；這個名字倒起得不壞。十三兵團有幾大處？”
“六大處。”
“你把六大處處長的名字寫出來吧！”
想不到這麼一個問題就難倒了他。他到口袋裡掏筆；一伸手；就露出了一段雪白的胳膊；手腕上戴著一隻高等游泳表。掏了半天；掏出來的是一包美國香菸；再掏；又是一包美國香菸；再掏；掏出來的是一包牛肉乾；再掏；又是一包牛肉乾。最後；才掏出一支派克筆。
但是；只寫了幾個字就寫不下去了。手在發抖。
“寫啊！”我說；“難道你們一起的幾個處長的名字都不知道嗎？”
“我知道！我知道！”他說著；又在紙上寫。可是；好半天；還是在描著原來的那幾個字：軍需處長高文明。
我說：“你老老實實說你是幹什麼的就對了；不必顧慮。我們的俘虜政策是寬大的；只要放下了武器；不論大官小官；一律優待；除了戰犯杜聿明以外。”好半天；他一聲不吭。
我又說：“蔣介石是失敗了；黃百韜被打死；黃維兵團也被殲滅了。黃維想逃走；可是沒逃成；也被活捉了。想混是混不過去的。”
他一聽見黃維的名字；立刻怔了一下；問：“黃維在哪裡？”
“你可以見到他的；兩三天內就可以見到。”
“軍需處長”要求休息一下。
站在一旁的一位解放軍幹部對自稱是《徐州日報》記者的副官尹東生說：“你是安徽人；去找你的老鄉去。”然後；將“軍需處長”和自稱是汽車司機的兵單獨帶走了。杜聿明後來回憶；他們被帶過第十三兵團的俘虜群；見到那裡面有許多部下；他“既慚愧又惱火”；慚愧的是覺得對不起部下；惱火的是感到解放軍已懷疑他了——“我們到一間磨房裡休息；解放軍監視得很嚴。這時；‘戰犯’這個名稱一直纏繞著我。張國印（杜聿明的司機）見我心神不定；就多次勸我夜間逃跑。我自己覺得腰腿疼痛；行動艱難；逃出去走不動會死；被解放軍發現也會死；與其被處死；不如先自殺；還可以做蔣介石的忠臣。一剎那間執拗得彷彿死神來臨；見警衛人員剛離開屋；就順手拿起一塊小石頭在腦袋上亂打；一時打得頭破血流；不省人事。所幸解放軍及時發現；將我抬到衛生處搶救；不久即清醒過來；好像做了一場噩夢。”
第二天；陳茂輝主任又來了；問：“你叫什麼名字？”
“軍需處長”不耐煩地說：“你們已經知道了；何必再問呢？”
華東野戰軍四縱將敵“軍需處長”押送到野戰軍總部的時候；得到收條一張：
收到
戰犯杜聿明一名
此據
十一日十時
參四科（蓋章）
參四科；華東野戰軍司令部參謀處第四科；負責收容國民黨軍重要戰俘。
新中國成立後；杜聿明作為重要戰犯被關押。
一九五七年；他的女婿楊振寧博士獲得諾貝爾獎；周恩來總理託人前往美國祝賀；並帶去了杜聿明給女兒女婿的一封信：“親愛的寧婿；我祝賀你獲得諾貝爾獎金；這是中華民族的光榮。”兩年後的十二月四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一九五九年赦字第一號通知書下達；五十五歲的杜聿明被特赦。一九六一年；他被任命為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文史專員。一九六三年；杜聿明的夫人曹秀清離開美國回國與丈夫團聚。一九八一年五月；杜聿明病重入協和醫院；女兒杜致禮從美國回到北京；當她抱住病床上的父親時；已經昏迷多日的杜聿明竟然熱淚長流。七日；杜聿明逝於北京；享年七十七歲。
李彌是個謎。
從陳莊第五軍軍部出來之後；李彌憑藉指北針找到了第九軍三師師部。他給還堅守在周樓村陣地上九團團長甫青雲打電話；詢問“是否能守得住”；甫團長說可以；於是李彌決定去九團；“免得被亂槍打死”。跑到九團團部後；李彌對三師師長周藩說：“南京老頭子他們正在想和平停戰；快有結果了。只要你們能守幾天；就有希望放你出去。”周藩說：“沒吃沒喝；怎麼能守得住？等南京談判；那不就餓死了！”凌晨的時候；周樓陣地遭到猛攻；解放軍官兵衝進來三十多人；但在守軍的抵抗下全部陣亡在陣地前沿。李彌說：“很好；就這樣守！”但是；華東野戰軍對周樓村的炮擊開始了；炮兵營長被炸掉一隻手；村後陣地上的幾百名官兵被打散。周藩決定投降。李彌同意“可以寫個條子送出去”；以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