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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的樂趣。
電視最具威懾和破壞性的隱形力量，首當其衝的便是收視率。收視率是來自市場和經濟的晴雨表，用以衡量電視對其觀點和原則進行營銷推廣的能力。與其他領域相比，電視領域更屈從於來自外部的壓力：需求的制約和市場的表決都對它具有決定性影響。我們在此章將經常引用其研究成果的社會學家皮埃爾·布林蒂奧（Pierre Bourdieu：1930—2002［12］）認為：“對電視這一營銷工具需求的滿足正是政治化民意調查所產生的蠱惑性效果在文化上的體現。”同樣，以擁有評判和選擇自由為名，大眾總是有理的。收視率由此滿足了民主名義下的需要——彷彿應當建立起一種在民意調查、收視率和人手一票的普選之間的關聯性！
我們是否還記得，1977年由西德尼·魯邁執導的影片《電視臺風雲》中，UBS電視臺明星主持人霍華德·比爾（彼得·芬弛扮演）因收視率下滑面臨被開除的命運。一天，他在直播晚間新聞時突然宣佈要自殺。事件引發軒然大波，被其他媒體爭相報道的同時，節目收視率也隨之回升。被工具化、被操縱，比爾由此成為那些“聲討虛偽”的所謂“憤怒之人”的“現代預言家”。就像巫師的學徒，這臺瘋狂而失控的機器最終逃出了操縱者的手掌，比爾在直播時死在了另一個金錢的傀儡——一個恐怖主義頭子的槍下。
事實上，沒有什麼比收視率調查更反民主，因為以料想中的大眾趣味作為期待，它必然要將很多節目排除在外。格式化、水準化，降低進入電視的要求，如此，廣告和收視率之間的聯姻達到了經濟意義上的最大回饋。我們都知道法國電視一臺於黃金時段轉播足球賽時，插播的廣告要比所有別處貴得多。
在來自商業的壓力下，收視率及其蠱惑人心的邏輯對於良知發揮著獨裁的威力，它控制著大腦，尤其是那些需要作出評判的決策者的大腦，使其成為集體性虛偽的化身。此外，在所謂的“思想收視率”中，所有的文化企圖也沒能逃脫出商業的邏輯。在它的大一統下，沒有電視科學，沒有真正的高標準文化節目，更不可能有在“黃金時間”播出的具有啟發性的辯論。
在陰暗的角落，競爭潛伏著，等待著對手“稍有失誤”的節目安排，伺機抓住其中最薄弱的一環以獲得自己的利益。在與節目概念和製作相關的所有力量的對比中，它斟酌著廣告客戶的份量，建構和組織著電視所播出資訊的社會版圖。
此外，根本不需要存在審查，因為在收視率主導下，一切都為市場服務，一切都成為市場的一部分。在單純的經濟壓力下，電視臺已不再提供一個調查節目所需的資金，或者已不再看重創作的重要性。“真人秀”和以馬路調查為基準的克里耐科斯類（Kleenex）節目，製作費用又少，收視率又高，雙贏。當少做和多做得到一樣的效果時，為什麼要多做呢？
新聞的震中
高收視率的競賽和為了達到此一目標所必須採取的對突發事件、獨家新聞、聳人聽聞訊息的追逐，在電視新聞領域表現得尤為突出。法國電視一臺和二臺的每日新聞節目都幾乎是在同樣的時刻，以同樣的方式，報道著同樣的訊息。競爭的邏輯要求同樣的訊息來源製造出這個一致化、大眾化和平庸化的“傳媒模仿性”效果。想知道他們要說什麼，需要先知道競爭要說什麼。
相互間的觀察和模仿使新聞事件中那些可以製造不同的小細節被視而不見，焦點只定位在自我中心式的主角身上，卻沒有對新聞的影響範圍予以全面關注。這個鏡子的遊戲對於我們——那喀索斯式的電視觀眾——只能導致自我封閉的後果。布林蒂奧認為，這些節目只製造出“一鍋在收視率鎖定的人群中迴圈流通的新聞大燴菜。”此外，電視臺播報的那些“不平常”的平常事也能把人弄到頭昏眼花，也就是說，將那些迎合預料中的大眾平常化期待的新聞，加以編排和戲劇化，誇大它的重要性、嚴重性和悲劇性特質……只需回憶一下近幾年來對社會新聞的處理：郊區的慘劇，事故，生物倫理學問題，佩戴穆斯林面紗，經濟危機這樣的競爭只會產生刻板症和偽論戰，在拜明星和名人私生活所賜的花邊訊息和流言蜚語中，將生活質素一減再減。
跑開，沒什麼可說的
收視率、競爭、獨家新聞中都隱含著速度的概念，不過，我們能在速度中或全速下思考嗎？保羅·維瑞里奧（Paul Virilio）的回答是否定的。這位因技術與速度理論聞名於世的學者解釋說，他發明的新詞“dromosphère”來自希臘文“dromo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