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譴行動:以色列針對"慕尼黑慘案"的復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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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1972年8月26日，第二十屆奧運會在慕尼黑召開。9月5日凌晨4時許，一夥恐怖分子闖入奧運村，打死兩名以色列運動員，挾持其餘九名作為人質，要求釋放被關押在監獄中的兩百餘名囚犯。在解救人質的過程中，警方將一場武裝解救行動變成了血腥的槍戰。九名以色列人質全部遇難。憤怒的以色列總理梅爾命令以色列情報組織“穆薩德”對恐怖分子以牙還牙。

一場血腥殺戮剛剛結束，另一場暗殺行動即將開始。一支訓練有素的以色列特工隊手持黑名單，出現在世界各地的巴勒斯坦要人以及與“慕尼黑慘案”有關的恐怖分子周圍。於是，街頭的突襲、沖天的火光、傷者的哀嚎、死者的慘狀、美人的誘惑、層層的政治謎團……便一幕幕上演了。

雙手沾滿鮮血的特工們開始感到困惑、恐懼，懷疑自己的所作所為是否正確。他們在無奈和掙扎之中經歷著人性的莫大洗禮。是聽從上級的命令、國家的召喚，繼續這不歸的殺戮之路，還是為了家庭的幸福，痛下決心，完成自我的人性救贖……

復仇的困惑

——評喬治·喬納斯的《天譴行動》

加拿大記者、詩人、編劇兼專欄作家喬治·喬納斯的《天譴行動：以色列針對“慕尼黑慘案”的復仇》，據說是根據一位以色列前特工“阿弗納”的敘述寫成的。小說出版後，以色列政府斷然否認小說的真實性，稱阿弗納並非突擊隊隊長，說這本書實際上是根據某組織成員的異想天開編撰而成的。不過，喬納斯說，1981年夏天，他的出版商要他去見一個人，說那個人有個很有意思的故事要告訴他。經過一系列精心安排，他們在北美的一個城市見面了。在一間小辦公室裡，他見到了那個人。那個人向他講述了以色列反恐戰爭中一次重大而有趣的事件，那就是1972年十一名以色列運動員在慕尼黑被殺之後以色列迅速組建的一支反恐突擊隊的活動。

在隨後的幾年中，喬納斯親臨歐洲和中東考察，並在當時被稱為“鐵幕”下的兩個城市裡待了一段時間。他跟那個人頻頻在世界各地見面，並在後者的指引下，先後採訪了六個人。同時他還採訪了很多專家、官員和其他有關人員。經過對暗殺現場的實地考察和一系列採訪之後，喬納斯認為那個人的故事大體是真實的。至於那個人為什麼願意把這段經歷講出來，喬納斯猜測，一半是為了錢，一半是為了重溫往日的興奮與刺激。

在2005年版的《天譴行動》中有那個人，即“阿弗納”寫的一個前言。前言中沒有刻意去證明他的故事的真實性（好像這一點是不言自明的）。倒是目前越來越猖獗的恐怖活動，讓他十分憂慮。他情不自禁地聯想到自己執行的那次任務。他說：恐怖分子溜進奧運村離現在已經有三十三年多了。他們在那裡製造了慕尼黑慘案，殺死了十一名參加1972年奧運會的無辜的以色列運動員。他還說，在慘案之後的幾十年中，他經常反思以色列當時讓他和另外四個人去歐洲尋找並暗殺據說策劃了這次慘案的十一個恐怖分子的做法是否正確。遺憾的是，這個問題就像那次任務一樣，非常難以回答。

無論“阿弗納”的故事真實與否，都不影響它成為一個精彩的復仇故事。尤其是故事中展示的復仇者們的困惑，更是值得人們深思。在人類歷史的悠悠長卷上，復仇曾普遍並且長期存在。儘管在當今社會復仇已經受到國家法律的禁止，但以復仇為主題的故事仍一如既往地讓今日的人們深深感動，如古希臘的《安提格涅》、《赫庫帕》，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以及近代的《基督山伯爵》等等。在中國，復仇甚至是受傳統道德倫理認同的。有仇不報非君子、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君子報仇十年不晚、血債要用血來還，諸如此類的成語、諺語不僅記錄在我們的詞典中，也流淌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血液裡。無論在西方文化中還是在東方文化中，復仇者曾經都是與英雄畫等號的。而在《天譴行動》中，復仇的目的和意義卻遭到了復仇者們的質疑，他們在殺死一個又一個恐怖分子之後，不僅沒有感到勝利的喜悅，更沒有為國效力的神聖感，而是莫名的恐懼以及久久揮之不去的困惑。正是這種困惑，使復仇者們不是走向了毀滅，就是變得惶惶不可終日。

故事由兩條線索組成：一條是突擊隊的復仇行動。1972年9月5日，八名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潛入慕尼黑奧運村，殺害了兩名以色列運動員，並抓獲另外九名作為人質。在隨後的解救行動中，九名人質全部被恐怖分子殺害。時任以色列總理的戈爾達·梅爾隨即命令特工組織“穆薩德”實施報復。於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