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譴行動:以色列針對"慕尼黑慘案"的復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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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以色列的利劍將連線埃及第二軍和第三軍的那張軟軟的薄紙斬斷，從而也就把進攻的力量分成了兩半，但阿拉伯人奮力抵抗的精神幾乎沒有受到影響。這種屢敗屢戰、愈戰愈勇的精神在以色列得到廣泛認同。比如，在“贖罪日之戰”開始幾天的災難性的日子裡，人們曾普遍猜測，美國人不會給他們施加停火的壓力。國務卿亨利·基辛格認為，阿拉伯人需要在軍事上贏得一場徹底的勝利，讓他們恢復自尊，這樣他們才能以一種更加平和的心情回到談判桌上來。

阿拉伯人的這種感受很奇特，是一種巨人歌利亞被弱者大衛打敗的特別屈辱的感覺。弱者在強者手中遭受的苦難人們寫得很多，而一個強者一再被一個弱者打敗之後給其心理上帶來的傷害，人們則很少注意到，雖然人們知道他們也會勃然大怒。這當然能讓他們成為愛國者，用尼扎爾·卡巴尼的話來說，就是：

從一個充滿愛與嚮往的詩人

變成一個用匕首來寫作的詩人。

還有許多知識分子從呼籲武裝鬥爭到參與到武裝鬥爭中去，託非奇·扎亞德並不在乎啟蒙和人權國家當作他的例子。

我的朋友們啊在富饒的甘蔗地

我的朋友們啊在自豪的古巴煉油廠

從我的村莊我珍愛的家裡

我向你們送去我的問候：

我的朋友們啊，是你們讓這個世界充滿了鬥爭的

芳香

繼續給帝國主義者們施壓吧

施壓——雄鷹的翅膀就會

比颶風更強壯

帝國主義者們不理解

謙遜與眼淚的語言

他們只理解

人們向戰場上衝去

這樣的詩句清楚地表明，許多知識分子在20世紀60年代末，決意要完成自己的事業。在某些情況下，這樣做也許是由於真正的信念。而在另外一些情況下，只不過是個權宜之計。對他們來說，真正重要的是他們所謂的解放自己。對大多數敢死隊員們來說，1968年他們與惡魔簽訂的一個協定，並不像是一個他們付不起的代價。

在這個意義上，“與惡魔的協定”包含的不僅僅是與蘇聯利益的聯盟。在他們從全民抵抗走向國際恐怖的過程中，有些巴勒斯坦人——跟其他許多人一樣，包括像伊爾貢這樣的猶太復國主義者——漸漸相信，只要目的正當，可以不擇手段。只要認為對建立一個國家有利，任何不加區別的對待非戰鬥人員和平民的野蠻行為都不會遭到人們道義上的異議。正因為如此，敢死隊越過了為自由而戰和恐怖主義這二者之間的界限。所以，動搖他們腳下的道德根基的，並不是他們的事業或者他們最終的目標，而是他們使用的方法——無論他們為自己的鬥爭做了多少宣傳。

“贖罪日之戰”的結局使這場鬥爭更為複雜。雖然以色列最終又一次獲得了軍事上的勝利，但它也第一次表明，猶太人的這個國家並不是難以征服的。對此，以色列人的敵人比他們自己更為吃驚。不管怎麼樣，它使業已存在的主張“武裝鬥爭”的兩大派別之間的分歧加深。一派為“法塔赫”，另一派以喬治·哈巴希的“人民陣線”為代表。

雖然兩派都認為以色列國的消滅是鬥爭的最終目標——同時，在整個中東實行某種形式的阿拉伯式的社會主義——在諸如重點、策略和優先要考慮的問題這些問題上，兩派從來都沒有一致過。哈巴希博士首先是一個好戰分子，其次是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在他看來，巴勒斯坦的鬥爭只是一場更大的泛阿拉伯的統治和反對“帝國主義”運動的一部分。而“法塔赫”的第一要務是“解放巴勒斯坦”，然後是“人的解放”，意思是實行某種形式的阿拉伯社會主義。

兩個人都信奉暴力，甚至信奉恐怖分子的暴力，但是阿拉法特偏向於將遊擊行動“巴勒斯坦化”——巴勒斯坦的敢死隊只在以色列和以色列被佔領土上進行武力襲擊——而哈巴希博士支援全世界範圍內的恐怖襲擊，這種襲擊通常與其他恐怖組織聯合。正因為如此，“法塔赫”中一小撮玩弄“骯髒伎倆”的國際恐怖分子，即“黑色九月”組織，一直沒有得到正式承認——雖然它的存在從來都不是一個秘密。

在某種程度上，這還不僅僅是一個正面形象的問題。“贖罪日之戰”以後，在日內瓦的會議桌上，談判建立巴勒斯坦國的可能性變得非常小了。因為以色列不可能把自己談得不存在。如果巴解組織希望參加談判的話，它的立場就必須溫和。要是從策略上考慮的話，巴解組織應該剋制自己，不應要求它無條件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