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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腰，用玩具槍向她的後腦勺開了一槍。這之前，她可能已經死了。
“來吧，漢斯。”阿弗納示意斯蒂夫幫他把這個夥伴從那個女人的屍體邊拖走。漢斯好像準備用手把屍體撕開。他跟著阿弗納和斯蒂夫回到岸上，還在咬牙切齒地詛咒她。
外面，天幾乎完全黑了。阿弗納示意“爸爸”的人把貨車開過來，把屍體從船上運走。還有足夠的時間。阿弗納看了一眼手錶，發現他們只在裡面待了三分三十秒。那個揹著紅揹包的女孩再過十五分鐘才可能回來。
他們把金屬管子插回原處，騎上腳踏車，回到羅伯特等的地方。“我們把那個婊子幹掉了。”他們把腳踏車朝貨車上放的時候，漢斯告訴他。
阿弗納理解漢斯的行為。這不僅僅是一件為卡爾報仇的事。截止到那時，阿弗納只近距離打死過兩個人，就是威爾·茲威特、巴希爾·阿爾一庫拜斯。他發現向他們開槍要比向這個女人開槍難得多。兩個恐怖組織頭子在看見阿弗納和被打死這之間很短的時間內，他們都懇求他饒他們一命。他們不停地用阿拉伯語和英語說：“不，不。”阿弗納還是向他們開槍了，不過，在那一刻，他們無法讓他把他們看作敵人。他們的表現屬於一個處於生命盡頭、脆弱時刻的正常人的表現。
這個女人不一樣。她沒有哀求。她目不轉睛地看著他，眼裡充滿了冷漠與仇恨，臉上充滿了挑釁與輕蔑。如果她故意這樣，不思悔改，那阿弗納就更要殺她了。
第十六章 塔裡法
9月14日，即那個荷蘭女人死後大約三個星期，羅伯特死在了比利時小鎮巴提斯附近一個農民的地裡。
羅伯特總是說，恐怖分子的生活太有規律了，令人乏味。他自己也是這樣。他被自己的一顆炸彈炸死了。
具體情況不太清楚。胡恩突襲之後，羅伯特開著貨車去比利時還腳踏車。他打算留在那裡幫他的朋友製造一些他們正在設計的新式武器。阿弗納不知道是什麼樣的武器，當時並不是特別熱心。羅伯特給斯蒂夫解釋——跟阿弗納比起來，斯蒂夫對致命的機械小玩意更感興趣——說是一種新型的化學武器，他希望實驗一下。很顯然，這種武器太好了。
羅伯特每天都要給法蘭克福打電話報到。阿弗納無法跟比利時的他聯絡，所以說好羅伯特六至七點之間給他打電話——如果沒人接的話，十至十一點再打——看看自己要不要回來。其餘的突擊隊員在馬不停蹄地沿著每一條可能的線索追尋名單上剩下的三個恐怖分子。胡恩突襲之後，他們都覺得應該儘快結束這次任務。
他們把卡爾死去的訊息報上去之後，沒有收到特拉維夫新的指令。惟一的指令放在日內瓦保險櫃裡，很簡短：“資訊收到”。而且，阿弗納及其夥伴們相信，如果到年底他們仍然沒有更多的成果的話，“穆薩德”就會終止這次任務。自從1973年6月28日暗殺穆罕默德·布迪亞以來——一年多過去了——以色列沒有成功的反恐行動。只有利勒哈默爾這樣的災難，格拉如斯那樣的慘敗，以及卡爾這樣慘重的損失。除非他們追捕到了阿里·哈桑·薩拉米、阿布·達烏德，或者哈達德博士，否則，很有可能不會讓他們繼續幹下去了。
然而，還沒有完成任務就召回——即使沒有人責備他們——也意味著失敗。他們一致認為：談都不要談。被迫放棄這個活，特別是沒有幹掉薩拉米就回去，對他們所有的人來說，就相當於失敗。這不是以色列人的傳統。他們只能選擇犧牲，或者違抗撤退的命令——如果“穆薩德”凍結這次任務的賬戶，違抗命令會非常困難。（他們確實討論過這種可能性，漢斯曾建議，如果他們的行動基金被切斷的話，可以使用他們瑞士賬戶上的錢。）後來，阿弗納承認，至少在這點上，他們跟恐怖組織頭子一樣，非常不理智。
羅伯特之所以想實驗他的新式化學武器，這種緊迫感是原因之一。當時阿弗納堅守在法蘭克福，其他兩個人在歐洲其他地方與線人接觸。9月13日，阿弗納和羅伯特在約好的時間通了電話。“我還有兩三天就搞完了。”他當時說。
“好的，這裡沒有什麼新情況。”掛電話之前，阿弗納回答道。
第二天，六點至七點之間，電話沒有響，阿弗納還不是特別擔心。兩個報到的時間讓他們兩個人都比較靈活。確實是這樣，十點過五分，阿弗納的法蘭克福安全屋裡的電話鈴響了。
是路易斯。
“對不起，”那個法國人說。“有個壞訊息要告訴你。”
“是羅伯特嗎？”阿弗納問道。這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