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上朝廷(乾隆三部曲第二部-出書版)

第14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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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底，各路官兵合圍臨清舊城，除有部分教軍潰圍逸出外，王倫等千餘人俱在舊城內固守。臨清舊城地勢廣闊，居民稠密，惟城牆塌毀已久，舒赫德分派各路官兵入舊城搜剿。城內所殺屍身，填塞街巷，人馬行走，幾無駐足之處。沿河一帶，浮屍滿岸，其巷內教軍車輛，半皆焚燬。次日，官兵探知王倫在汪宅一間小樓之上，將其團團圍住。王倫稱“我寧可燒死樓上，斷不肯投降”，隨即自焚。據舒赫德奏報，“殺死賊眾不下一二千人，其餘活口並直隸、河南兩省擒捉送到者一千七百八十八名，又自壽張、陽穀、堂邑三縣解到臨清者，共計一千二百名，已隨時訊問正法”，致有“多殺無辜”之譏。

王倫起事是乾隆朝歷史上一個不大不小的事件。所謂小，是因事件前後不過一月時間，動用兵力及帑銀都不算多。比較金川，用兵幾近十萬，前後五年時間，花費七千餘萬兩，實在就不算大。以致有的乾隆傳記都未寫入王倫事件。（48）所謂大，是因為這一件事的性質，致使許多史書把它當作了乾隆中、後期歷史的分界線，或清代由盛入衰的轉折點。（49）

至於王倫起事的“性質”，更是自是以來爭論的一個焦點。事情發生之初，皇上曾下令追查，諭：此事“必非無因而起，或該縣平昔貪虐不堪，民情怨望，致釀事端；又或辦理不善，激生變故”。（50）巡撫徐績奏稱：訊據被獲之犯，供“因壽張縣查拿邪教甚嚴”，是以懷恨。（51）給事中李漱芳奏言：“山東省壽張縣奸民聚眾滋擾一案，臣於三四月間即聞進京人傳說，各路上因雨澤稀少，麥收歉薄，行旅車馬，動輒十數人圍繞，不能行走。所冀者秋收在邇，可資接濟。迨五六月後，雖節次得雨，總未透足。歲既不登，而地方有司又復粉飾相沿，收成分數捏報七八分不等。撫字無聞，催科日蹙，以致不法之徒乘機起釁。雖曰奸民，其實大半皆無告之饑民，激而成之也”。（52）

皇上卻以此折“所見大不是”，諭：奸民敢於聚眾叛逆，劫庫殺官，無論其非饑民，即饑民敢於謀逆，亦為國法所不宥。李漱芳此折轉代奸民飾詞諉罪，置順逆大義於不問，是誠何心？所稱山東被災之說，殊不足信。以此折宣發，將“眩惑愚民，毆之從賊”。舒赫德覆奏，據孟燦等所供，地方官於荒歉之後，復額外加徵，以致激變。（53）

據《實錄》記載，乾隆三十九年春夏“山東亦甚缺雨”，“濟寧上下運河盼雨甚殷”，“今年東省雨水短少，較畿輔尤甚”，可以證實山東西部，壽張、堂邑一帶春夏確實乾旱歉收。（54）

對此，皇上斷言“賊供本不足據”，又稱據壽張縣吏目杜安邦所言，“壽張收成實有對半，各處俱有蓋藏，並非荒歉，該縣民人亦無曾經告災之事”。（55）直隸總督周元理亦稱：山東逆匪王倫聚眾謀為不軌，先由邪教而起，有白蓮、白陽、清水等各種名色，始則唸經聚會，斂錢哄騙，漸則散佈邪言，習學拳棒，以致流為謀逆。（56）

王倫所入清水教，原名八卦教，又名五葷道、收元教，為康熙初年山東單縣人劉佐臣所立，分八卦收徒。王倫所入可能系其旁支，也有二十年以上的歷史。據說，他們都可以歸入一個大的教派——“白蓮教”。其立意，與年成如何並無必然的關係。這一點，倒可能是皇上說對了，儘管他有無視地方飢災之嫌。對所謂民眾“叛亂”問題，學界則一直存在不同看法，如有的強調“階級鬥爭”，有的強調“經濟原因”，有的則把它歸於“宗教信仰”。（57）根據清代的有關史實來看，似乎說“信仰”（或“教派”）之爭，恐怕來得更信實些。

王倫起事，可能只是當年的一件小事。但它卻是一個預兆，在很多方面，都成了以後民變的先聲。

如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甘肅河州就發生了元頓教聚眾起事的事件。其教主王伏林自稱彌勒佛轉世，能點石成金，當地人入教至二千餘人，倡言十一月四日至河州白塔寺同建龍華大會，救度眾生，若有攜帶家口赴會者，待功德圓滿，眾人全家都有好處。並擬十二日攻破河州，搶劫倉庫，得手後即搶蘭州省城。河州知州訪聞白塔寺民人黃國其家中聚集多人，豎幡唸經，並令居民供應糧食，即前往圍捕，不料該地民人執刀棍拒捕，毆傷快役七人。陝甘總督於初九日帶兵前往剿捕，經十三日一場激戰，王伏林等四百餘人被擊斃，另有五百餘人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