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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別經發覺，其罪轉不能逭。
訪求遺書竟然變成了查繳禁書。
皇上對危及清朝統治的禁書的注意，可能從乾隆二十二年彭家屏家藏明末野史案就開始了。據說，當時他曾想搞幾個震懾人心的大獄，讓人們將私藏的明末清初野史自行燒燬。在審結彭案的諭旨中有這樣一段話：“彭家屏之敗露，豈由嵬求而得者乎？此後臣民中若仍不知悔改消滅，天道自必不容，令其敗露，亦惟隨時治以應得之罪耳。”但以後的實踐表明，光靠臣民畏禍而自行燒燬家藏禁書並不能徹底解決問題，而要一勞永逸地消滅漢人中間根深蒂固的反清意識，就只有把一切禁書統通燒燬，至少要加以刪削、改篡。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下詔“覽輯古今群書”，說得冠冕堂皇，十分動人，而骨子裡已寓有藉此查辦禁書的深意。至三十九年八月，則明令查辦以明末清初野史為重點的一切禁書。
然而，實際做起來又談何容易？首先是各省督撫等地方官員不夠重視，彼此觀望，有的則怕稍有不慎，把自己也牽連進去。其次是藏書之家也因諭旨的口氣溫和，壓力不大，因而遲遲不動。為排除種種障礙，皇帝從四十二年起連續製造了王錫侯《字貫》案、徐述夔《一柱樓詩》案等幾起大獄，使全國，特別是江浙等文化發達地區很快陷入了人人自危的恐怖狀態。在王、徐兩案的煽動下，挾仇誣陷的告訐之風甚熾，地方官吏一見檢舉旁人收藏逆書，便不分青紅皂白立案嚴辦。皇上雖然糾正了某些荒謬已極的錯案，但為不斷加強政治高壓，迫使人們迅速呈繳禁書，又在製造一個又一個新的文字獄作為加壓的槓桿。這一時期大部分文字獄都是因查辦禁書而起，其中多由惡棍挾嫌誣告或藏書人畏罪自首，因而文字獄在當時被稱為“書禍”。由此可見，文字獄作為查辦禁書的組成部分，服務於這一政治運動的需要，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這是乾隆朝第二個高峰時期的文字獄異於一般文字獄的獨特之處。（31）
在皇帝關於查繳禁書的嚴旨督催下，各省紛紛行動。一般都是先行“刊刷謄黃，遍貼曉諭”，造成聲勢，勸告藏書之家儘量呈交；繼而又派出專人，或指定地方士紳、各學生監，深入民間詳細察訪。如江西省“傳集地保，逐戶傳諭，無論全書、廢卷，悉令呈繳，按書償以倍價”。浙江則將候補教職人員分發原籍，因親及友，清查禁書，並規定：“將來即以繳書多寡，為補用名次後先。”在各級官吏的威脅利誘下，全國各地先後繳出大量的違礙書籍。這些書籍，先在各省進行初步甄別，由地方官員分門別類，開其緣由，繕寫清單，具摺奏進；然後把書籍逐一包封，連同版片一起，派員解繳軍機處。此外，“匹庫全書館”也對各省採進本進行反覆審查，查出禁書亦交軍機處。軍機處收到這兩條渠道解交的禁書，按韻編號，再交給翰林院官員，將書中“悖謬”之處逐條寫成黃籤，貼於書眉，或將應毀原因摘要開單呈進，經皇帝最後批准，即將書籍送到武英殿之字紙爐前，在軍機處滿、漢司員的監視下點火銷燬。
隨著查繳禁書活動的開展，查繳禁書的範圍也日漸擴大。最初，所禁書籍不過是有“詆譭本朝之語”的“明季末造野史”和“國初偽妄詩文”，至乾隆四十二年《字貫》案發生後，禁書範圍擴大到了當代人的著作，乾隆四十三年又將宋人談抗金、明人談反元時“議論偏謬尤甚”者也列入銷燬之列。乾隆四十四年又先後擴大到某些地方誌、戲曲劇本，以及“天文占驗、妄言禍福之書”。在二十多年時間裡，有三千餘種、六七萬卷以上的書籍遭到了禁燬，民間懼怕得咎而私自銷燬的更無法數計。（32）
乾隆朝文字獄·五（乾隆三十九至四十六年）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
廣東番禺人屈大均詩文多有觸犯清廷忌諱處，前於雍正八年通諭銷燬，至本年查辦明末清初野史等違礙書籍，廣東查出屈稔湞、屈昭泗收藏其族祖屈大均詩文，兩廣總督比照“大逆子孫及同居之人皆斬律”，擬斬立決。奉旨：“朕辦事光明正大，斷不肯因訪求遺籍罪及收藏之人。所有粵東查出屈大均悖逆詩文止須燒燬，毋庸查辦。其收藏之屈稔湞、屈昭泗亦俱不必治罪。”又曰：若經此番誠諭，仍不呈繳，則是有心藏匿偽妄之書，日後別經發覺，即不能復為輕宥矣。
乾隆四十年（1775年）
檢閱呈繳應毀書籍時，皇上發現僧澹歸所著《遍行堂集》系韶州知府漢軍旗人高綱為之制序，諭：高綱身系漢軍，且高其佩之子，世受國恩，乃見此等悖逆之書恬不為怪，匿不舉首，轉為制序募刻，其心實不可問。使其人尚在，必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