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上朝廷(乾隆三部曲第二部-出書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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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786年）

安徽滁州生員駱愉客寓江蘇揚州，向鹽政呈遞書策，條陳鹽務積弊，內有“戊戌（四十三年）春間，由兵部驛遞傳賜總商江廣達宮妃”，“揚州城內眾口喧傳”。上命傳旨兩江徹查。兩江督撫、鹽政等以經查毫無影響覆奏，軍機大臣亦審得駱因索詐而造言生事。上諭：“該犯妄造逆詞，核其情罪，即律以大逆緣坐亦不為過。姑念究系愚妄所致，只須罪及其身，不必將伊家屬緣坐。”後駱愉被凌遲處死。其家屬仍行緣坐，給功臣之家為奴，嘉慶四年遵旨開釋。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

湖南耒陽縣生員賀世盛因科名未遂，常懷忿懣，本年六月以“代人作詞”被拿，隨於其寓所中搜出尚未完稿之《篤國策》抄本。策稿中稱“捐路終為財動，有妨正途”等，意欲於書成之後赴京進獻，圖賞官職。得旨：“該犯究因失志場屋，貧苦無卿，摭拾傳聞，私自抄寫，藉以抒其抑鬱，與顯肆悖逆者尚屬有間”，賀世盛從寬改為斬決，其名下應行緣坐各犯俱著加恩寬免，概予省釋。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

閏五月皇帝巡幸木蘭，在密雲途次，有四川太平縣人馬攀鳳叩閽，呈獻其父馬晏清所作《策論》。其中語多頌揚，唯有控告太平等州縣官創造連枷木籠、非刑枉斃人命等條。四川總督奏稱川省確有連枷木籠等非法刑縣。此案由於馬晏清長期未獲，最後不了了之。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

江蘇沭陽縣民張懷路呈告監生仲見龍之祖仲繩所著書詞多狂悖。上諭：“朕將所著《奈何吟》一書詳加披閱，雖不至呂留良、徐述夔之狂吠，顯肆悖逆，但其詩詞內如‘舉世盡成狐假虎’及‘石渠天祿，釀成禍種’等句，甚屬謬妄”，命從嚴懲辦。次年兩江總督審明仲繩系明末清初人，其牢騷怨望之處，係為崇禎、弘光而發。上諭：“仲繩詩詞謬妄，係指明季而言，更不值代勝國追究，將其裔孫治罪也。”並治誣告、唆訟者之罪。（6）

27．學術建設

皇帝本人偏好考據，重視經學，長期以來，對這一類學術活動給予了提倡。正是在他的支援之下，整理、考據古典文獻的學術活動在乾隆時進入高潮，並在這一活動中形成了著名的乾嘉學派。

據說，皇帝所以對考據學者表示重視，肇源於他對程朱理學和理學名臣的厭棄。清朝初年，清朝政府即將程朱理學確定為官方哲理；同時，對於理學名臣，也不次擢用，優寵備至。在這樣的環境下出生的今上，從其幼年開始，即接受了比較系統的理學教育。因此，相當長的時間內，他對理學篤信甚誠，習誦不輟。他曾說：“朕自幼讀書，研究義理，至今《朱子全書》未嘗釋手。”“有宋周、程、張、朱子，於天人性命、大本大原之所在與夫用功節目之詳，得孔孟之心傳，而於理欲、公私、義利之界辯之至明。循之則為君子，悖之則為小人。為國家者，由之則治，失之則亂，實有裨於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所謂入聖之階梯、求道之塗轍也。”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理學名臣和程朱理學中的一些內容先後成為皇權進一步加強的絆腳石。這樣，在經過百年之久的全盛時期後，理學名臣和程朱理學都遭到了冷遇。

乾隆初年，最高統治集團主要是由標榜理學的雍正舊臣所組成，然而，久而久之，皇帝感到，“講學之人，有誠有偽，誠者不可多得，而偽者託於道德性命之說，欺世盜名，漸啟標榜門戶之害”。這樣，不少廷臣因為涉嫌黨爭和標榜理學，先後遭到了皇帝的斥逐和疏遠。

皇帝整治朋黨之初，尚將程朱理學與理學名臣分而視之，在他看來，雖然理學名臣“有誠有偽”，但程朱理學卻完全正確。“經術之精微，必得宋儒參考而闡發之，然後聖人之微言大義，如揭日月而行也。”然而，隨著皇帝對宋儒諸書瞭解的日益全面，他發現，程朱理學對儒家經典的一些解釋和一些程朱理學著作中所闡發的思想，並不利於清朝統治的鞏固和加強。為此，繼懲治朋黨之後，皇帝對程朱理學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如乾隆十九年（1754年）四月，他在殿試試題中即提出了道學流行後“大道愈晦”的看法。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又對胡安國生當宋、金對峙之際，傳釋《春秋》，多以“復仇”立說，進行了公開的批評，併發出了“曲說之離經，甚於曲學之泥經”的感慨。後來，乾脆又在科舉考試中廢棄胡安國的《春秋傳》：“嗣後《春秋》題，俱以《左傳》本事為文，參用《公羊》、《穀梁》。”對於朱熹《名臣言行錄》一書，雖然以其為朱熹所作，不能顯加指斥，但當發現已致仕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