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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在事實上不能不考慮的問題。因此，業主要求退佃通常須有“正當的”理由（例如“自種”），不許“無故退佃”；不過，即使在這種情況下，田也不是那麼好退的，佃戶也總有他的許多理由和許多的“反措施”。據史書記載，佃戶“一遇退耕，不曰原得批錢，便稱奪佃奪命”，以致“業主雖有田產名，而租戶反有操縱之實，甚至拖欠累累，連年不結”，甚至出現了“久佃成業”的說法。
再說，即使一個田主達到了退佃的目的，又能怎樣呢？“懲戒”前一佃戶的目的也許達到了，但對新來的佃戶來說，其行為很可能一如舊慣，如史書記載，“無論荒歉，總歸拖欠，另欲更佃，仍同故輒”；“曾不數年，而新佃之抗欠視舊佃為更甚”。
還有一種說法：凡佃戶租種田畝，先給田主保租銀子（押租錢）；“若有欠租，便可扣抵”，好像這樣就可以對付佃農的欠租了。但實際上，佃戶“既將攬佃銀兩抵還欠谷，若下次再欠，就沒得扣抵了”。所以趙岡先生說：地主往往沒有辦法強制執行租約，甚至連退佃都辦不到。
費孝通先生在《江村經濟》裡也講道，退佃並不那麼容易。他說：逐出佃戶的實際困難在於尋找一個合適的替換者。因此，抱著將來收回租子的希望，寬容拖欠是符合地主的利益的。
“要是碰上那些子事，地主難道不能去打官司？”——這怕是讀者會進一步提出的問題。
研究農民抗租，當然要涉及國家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