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上朝廷(乾隆三部曲第二部-出書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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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讀者只閱片段，或開頭一段，便即開罵；本來不學，但一見所未見，有違“常識”，頓時貢慢自高，只覺真理在手；甚至謬稱對方為憤青、五毛者，可是不少。）

在我看來，所謂政治運作（不論古代、當代）不外以下幾個方面：選擇淘汰和平日運作。我在採訪中談的重心只在後者，而非前者。

但我堅信，在“選擇”這一步，即大多數人所看重的“投票”，以此挑選領導人，也並沒有那麼簡單，所謂“民主救不了中國”即指此說（請把這句話按字面再讀一遍），各位“不要著急”，“休息一會兒”，不妨等等看，我想都是能看到的。

對於後者，即日常運作，我以為也不能依靠民主。蓋“國家大政”太過專業（特別是十八世紀開始現代化以來），一般人不易瞭解，也未必能費心瞭解。比如我的弟子研究生學習幾年，對乾隆朝的“墾政”、“農政”乃至“糧政”，還常常誤讀；其他經濟史同學也未必看重我在《炎黃春秋》（2011年第5期）上打通三百年的文章，遑論其他？所以我說，有一天，“天下有道”，孔夫子說，“則庶人不議”（他老人家還說過：“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我就回家待著去，不再“關心國家大事”……

世人皆以民主對應專制，以為今日不管是啥，將來必入民主，——批評者多沒注意，我所說的皆非當下，而是將來，——將來可能既非專制，也非民主，難道沒有別的正路可走？

（另外，有許多“民主制度”，並非今日才有，是古代就存在的，如“揭帖”，如“風聞言事”，如“叩閽”，如“罷市”，如“聚眾示威”等，不一而足，亦未必不如今天。）

這些話可能也沒什麼了不起，但一向很少有人說起罷了（或說者太少），所以“聳人聽聞”，也是正常的吧。但說我是為“出風頭”，我卻不敢承認。我討論有關問題，已有不短時間，各位可以查閱。當老師三十餘年，所以說了又說，若不喜歡，就看做“職業病”吧。

夜讀王陽明，先生曾說：“孟子之時，天下尊信楊、墨，當不下於今日之崇尚朱說。而孟子獨以一人呶呶於其間。噫。可哀矣！”某尤不量其力。“此其非病狂喪心，殆必誠有大苦者隱於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

昔者孔子之在當時，有議其為諂者，有毀其……詆其……有嫉……有惡……者。雖子路尚不能無疑其所見。然而夫子汲汲遑遑……“寧以蘄人之知我、信我而已哉？”

又說，所謂“格物”者，“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亦“皆所以修身”（《傳習錄》）。每日寫一點文字，講明義理，大約也是如此。

書此明志。

迴歸傳統和再建道統

就我的訪談影片，有朋友寫信來說：您這個專題很火暴啊，目前為止最火暴的專題，成千上萬的網友山呼海嘯來罵您。真應了您的大民主概念啦。還有朋友說：“‘標題黨’們基本沒看人口負擔，經濟剝削，直接就看不是專制了。話說回來，現在又有幾個人會平心靜氣的看歷史呢”？

我想，這可能就是“三大誤讀”一起談的後果吧。可經濟（租佃）、社會（人口）、政治（專制），一次談出，也許能較全面的說出我的見解，它們對所謂“再建道統”，也是缺一不可。

我曾經說：有許多“民主制度”，並非今日才有，是“古代”就存在的，如“揭帖”，如“風聞言事”，如“叩閽”，如“罷市”，如“聚眾示威”等等，不一而足，亦未必不如今天。

有一位外國朋友柯樂洪先生在一百多年前寫道：（在政治之外）中國人享有幾乎無與倫比的自由，而政府在國民生活中微不足道，這是最大的事實。強調這一點非常必要，因為不瞭解中國的人常常會有一種相反的看法。中國人有完全的工商業自由、有遷徙自由、娛樂自由、信教自由，而且各種限制和保護並非由議會以立法的形式來實施，政府也完全不介入（《轉變中的中國》，參見《十九世紀西方人眼中的中國》）。

另一位哲美森先生則在《中國的地權及農村的生產條件》中引述一位約翰森先生的話說：我得知，耕種者擁有土地的約為五分之二；地主收取作物的三分之一做地租（按：這與我的研究結果非常接近，而與一般說法大相徑庭）。

以上只是讀史偶得，隨手拈來，說說而已。中國古代肯定沒有電視機、沒有電腦、沒有手機、洗衣機（將來存下這一部分並非沒有可能）。中國古代一樣不認真統計耕地、人口（中華人民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