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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實施糧政新措施的目的，就是企圖彌補上這一部分內容。＇51＇它構成了乾隆初年仁政中的仁政，一切德政的核心。
其時政府賑濟的作用不可摸滅，《嘯亭雜錄》（卷1）：
乾隆六年夏，霖雨數旬，永定河漫口，淹沒田廬數百里，上命步軍統領明安廣為賙濟，明親乘木筏，施散餅餌，日以數百萬計；特建蓆棚以處災黎，凡活者數百萬人。
《朗潛紀聞·二筆》（卷2）：
乾隆七年，淮揚大水，王（簡儀親王、兩江總督德沛）慮漕粟往，民不及炊，乃實麥餅千艘，蔽運河兩岸，饑民嗿聲如雷，菜色立變。命府縣官放手開倉以振，寧濫毋隘。是役，奏動地丁、關稅、鹽課銀一千萬兩。奏銷時屬吏皆以為危，高宗弗問。
乾隆七年冬，衛哲治遷知海州，
會州飢，設法賑救全活二十萬人，流民自山東來就食者，不在此數。上聞嘉其治行，擢知淮安府。河決陳家堡，漂溺男女田廬無算，哭聲聞數百里，公急遣小舟數百，載餅餌分給流移……＇52＇
同年，安徽巡撫張楷奏：＇53＇
鳳陽、泗州、潁州府屬實在應賑貧民，大小口共二百二十餘萬。賑濟月分，仰蒙皇恩，於部例月分之外，最重加展三月，次重兩月，自九月、十月、十一、十二月賑起，統賑至來年三月止。貧民感戴隆恩，自古未有。
乾隆八年，直隸大旱，總督高斌、尚書訥親先後奏報：
天津、河間、深、冀等屬二十七州縣，俱於八月內，戶口查完之日開賑。查明應賑極貧次貧口數，共約大小口一百八十九萬餘口。計至十一月大賑前，俱按日續賑，全活甚多。＇54＇
查勘直隸災重十六州縣，領賑貧民，鹹無飢色。白叟黃童，無不感戴深仁。＇55＇
但它卻引起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問題，使政府組織不勝負荷，並幾乎引發了社會政治的危機，因此不得不半途“下馬”，並引致了後來政策的全面“收斂”，和一個轉型期的到來。不但糧政看似回覆原狀，迴向三代也不再提起，＇56＇然而從另一角度來看，上述努力恰構成了乾隆朝統治及其“合法性”的一個基礎。
可惜的是，至今我們所見到的劉松齡私人信件中，毫無言及此一類事件的記載。但是，如果說在《清史稿》等正史記載，甚至今天的《大清史》中，都沒有記錄乾隆初年的“糧政事件”，甚至沒有把乾隆“回覆三代之治”，企圖當中國曆史上最好皇帝，這一件事放在眼裡，我們也就不要苛責劉松齡等外國友人了。
根據最新出版的中譯本《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錄》（大象出版社，2005年）的記載，同為耶穌會士的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3—1741）曾有一封致法國科學院德·梅朗先生的信，時在乾隆初年，＇57＇，但巴多明於乾隆六年（1741）即已去世，其中可能有誤，所以我把它的寫作日期定成乾隆初年。）寫於北京。他說：“還有一件您很難理解的事，這就是在中國經常出現歉收的荒年飢歲。”因此這成為“那些賢明皇帝們自古以來最關心的國家大事。事實上，並非是今天才在所有省份和略具規模的幾乎所有城市中建立起官倉，以便在困難時期減輕民眾的飢苦。人們至今尚可以讀到古代皇帝們的詔令和上諭，其中對於其受災臣民充滿了最溫柔的辭藻。皇帝們聲稱，他們在未能減輕大眾苦難時，寢食不安。”可惜，“事實上只有半數詔令才能有效回應。只有皇帝才愛民如子，而在皇帝依靠為其效力的官吏中，其愛民之心卻無法與皇帝想媲美。因此，這就是本國出現的一切災難的原因。”
在接下來的文字中，巴多明列舉了出現這種現象的其他原因，一是官吏倒騰那些倉糧，以從中牟利。一是糧食使用上的浪費，如大量釀造米酒和燒酒，無論南北諸省，各地並不實力嚴禁，“所有這一切都具有一種純屬演戲的樣子”。＇58＇
這不就是我們所說的“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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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雍正十三年九月壬戊，《高宗實錄》卷3。
＇2＇ 乾隆元年四月丙寅，《高宗實錄》卷16。
＇3＇ “請定經制札子”，《方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卷1。
＇4＇ 全祖望：“前侍郎桐城方贈公神道碑銘”，《全祖望集匯校集註》，上海古籍，2000，頁305…310。
＇5＇ “論禁燒酒事宜札子”，《方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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