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三年((乾隆三部曲第一部-出書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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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傅恆念切休慼，力圖獲醜，蓄志有素，甚可嘉尚。觀其銳往直前、破釜沈舟之志，即可剋期奏凱。然軍旅之事，原難遙度，倘傅恆亦仍蹈故轍，縱使粉飾入告，自不能掩人自有公論，朕亦自有籌酌。但過猶不及，訥親之失於不及，而觀傅恆勇往之氣，朕實慮其太過。

但傅恆卻取得了成功，這就遠非一般人所能及了。

自歷次上諭看來，訥親之罪，為偷安自逸，怯懦委靡，全無愧憤激勵之意；視士卒之捐軀效命，漠不動心，此其一。

不以實在情形入告；於道路之險阻，兵民之疲憊，一切艱難困瘁之狀，從未據實入告（上諭中特別提出：“不知以經略親信之大臣，摺奏中何事不可備陳，如漢文不能盡者，則用滿文”），此其二。

對傅恆來說，這些就是他行動的背景，也可說是他的“參照系”。他必須吸取訥親的教訓，最好的選擇也許就是“反其道而行”了。

為此，傅恆不但要在這兩個方面與訥親有相反的“表現”，以取得皇帝的信任，而且要在第三個方面，即於“不經意間”，使得君上重新決策，修改方略，乃至“不戰而勝”。當然，這只是他自己悄悄的打算，是一點不能對外透露的。

首先，正是要像皇帝所說那樣，“傅恆斷不似訥親之畏怯退縮”，而必須“銳往直前”，有“破釜沈舟之志”。現在，就是他該拿出行動來的時候了。

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初三，癸丑（公元1748年12月22日），傅恆出師，定於來年三月內全抵金川軍營，大舉征伐。＇6＇

乙卯，出發後第二天，皇帝聞知大軍沿途行走，部伍甚屬整齊，“朕心甚為欣慰”。

第三日，丙辰，諭軍機大臣等：

朕夜間接到經略大學士傅恆所奏事件，系寅刻拜發，計算大學士又復經夜不寢矣。大學士責任重大，此身尤宜保愛。

在大軍出發後第二日夜間，皇帝接到了傅恆的第一道奏摺，乃於寅刻（清晨4點前後）拜發，可見他連日行軍外，一夜未睡。“聞大學士起身甚早，行走甚急”，特命吏部尚書達勒當阿等，嗣後朕所發事件，若在戌刻以後，即暫行收貯，“伊等乃朕特命隨大學士前往之人，大學士亦應聽伊等之言也”。

戊午，第五日（初八），又諭：

今日接到經略大學士奏報事件，系初七日巳刻於獲鹿縣封發。計初五日由京所發諭旨，按程應於初六日戌刻始抵獲鹿。大學士接到諭旨，即辦理覆奏，已需一二時。是日又有軍營傅爾丹等奏摺，啟封檢閱，逐一覆奏，亦須數時，是又達旦未寐矣。

看來傅恆於舟車勞頓之後，又一夜未睡。顯然，傅恆這一次“押寶”是押對了，他不似訥親之偷安自逸，就此博得了皇上的歡心——“大學士身體果然康健，精神果然好，飲食果然多？著達勒當阿等具摺奏來，不可隱飾”，——不錯，與訥親相比，他跟皇上的親情更近，我們還不記得皇上曾如此對待訥親呢。

辛酉，諭軍機大臣等：

今日接到經略大學士傅恆奏摺，……必系初八日到（榆次縣）鳴謙驛，連夜辦理定稿，初九日早起起程後，交司員發驛站者。

足見傅恆之“忠誠奮發”、“休慼相關”，與訥親之“怯懦委靡”、“全無愧憤激勵之意”，實是大相徑庭。

壬戌，第九日，諭軍機大臣等：

目今經略大學士按站前進，當此嚴寒短晷，衝冰雪，冒風霜，實乃勞苦，……此時乘騎星馳，以示與士卒同甘苦，實屬可嘉。

傅恆不辭辛苦，勤勞王事，不但取得了皇帝的信任，——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這一點都是無比重要的——而且，他已在“不動聲色”之間，使君上修改了戰爭的目標，即不必“擒獲用事頭人”莎羅奔，而只需“搗其巢穴”就可以了，

至攻剿事宜，如能生擒莎羅奔及郎卡獻俘，固為大快。即或逆酋自知不免，先伏冥誅，或竄伏他部，而我兵能搗其巢穴，奪踞勒烏圍、刮耳崖，或擒獲伊用事頭人，即當奏捷獻俘。如青海之羅卜藏丹津……具有成例。其莎羅奔等釜底遊魂，不過用兵一二千人，交嶽鍾琪等搜捕，必不能漏網。經略大學士應即回京，襄贊政務，不必定待莎羅奔之就擒也。＇7＇

看來，一旦“劣跡斑斑”的張廣泗、訥親，為“處處可人”的傅恆取代，皇帝與其之間，就會“接近”起來——或說君上是“性情中人”，好“感情用事”，亦無不可——只要傅恆透過種種“反行為”，取得他的信任。

這樣一種“位移”的結果，就是皇帝開始“